在脚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亲临前线指挥，他们的声音在枪炮声中显得格外坚定：“同志们，我们身后就是中央纵队，我们绝不能后退一步！”红军战士们在阵地上与敌人反复争夺，每一寸土地都洒满了鲜血。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与敌人拼杀；刺刀弯了，就用拳头、牙齿与敌人战斗。许多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他们的身躯倒下了，但他们的精神却如同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屹立在阵地上。
在新圩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五师承担了阻击桂军的重任。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率领部队，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与桂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桂军以猛烈的炮火开路，向红军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进攻。炮弹在阵地上爆炸，掀起漫天尘土，红军战士们被呛得喘不过气来，但他们依然坚守阵地。第五师十四团、十五团伤亡惨重，许多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依然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阵地上，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了宝贵时间。
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交锋。团长沈述清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继任团长杜中美也英勇殉职。团政委杨勇接过指挥权，他高喊着：“为团长报仇，坚守阵地！”红军战士们在他的指挥下，继续与敌人战斗，用生命和热血牢牢守住了阵地。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战。江水被鲜血染红，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代价，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场战役的惨痛教训，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广大红军指战员，让他们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有了深刻认识，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湘江战役后，红军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前途一片迷茫。部队在艰难的行军中，战士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困惑。然而，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是一场决定红军命运、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
会议室内，气氛凝重而热烈。博古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试图为“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辩护。周恩来则作了副报告，他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以犀利的言辞，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他的发言，如同一盏明灯，为迷茫中的红军指明了方向。
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分析，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如同一道划破黑暗的曙光，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踏上了新的征程，迎来了胜利的希望。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他调集重兵，妄图将红军围歼于川黔滇边境地区。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智慧，指挥红军展开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
1935年1月29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后，毛泽东果断决策，指挥红军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此时，红军的意图是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察觉到红军意图后，急忙调集川军、滇军等部队进行堵截，加强长江防线。一时间，长江沿岸布满了敌人的重兵，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
面对敌人的重兵部署，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他敏锐地察觉到敌人兵力部署的薄弱环节，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战士们经过整编，精神抖擞，士气高昂，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
2月18日至21日，红军二渡赤水，东进贵州。红军出其不意地回师东进，重入贵州，在娄山关、遵义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娄山关地势险要，是遵义的重要屏障。红军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向娄山关发起猛攻。山上，枪炮声震得山石颤抖，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经过一番苦战，红军一举攻占娄山关，随后乘胜追击，再克遵义城。此役，红军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战士们欢呼雀跃，士气大振，遵义城的上空回荡着胜利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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