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要说出自己建议之时，双手背在背后、目光平视前方石碑的王孝通忽然说道：“诗词歌赋，小道耳！不懂经学、不知圣人教诲，焉知做人道理、做事之法？吾辈历经磨难和坎坷，方能在经学之上有所建树，然而时至今日，也不过是芸芸众儒之一，何曾闻达于天下？”
“可是诗人偶得几句佳词良句，便能名播天下，诸如越国公、薛玄卿（薛道衡），虽然扬名于士林之间，可是实际上，还不是依仗自身之权势？”
众人闻言，脸上都有几分古怪之色，听他这话，总觉得是故意针对杨集。
王孝通前面那些话，其实说得很对：比起钻研经学一辈子的经学大师，多数诗人对经学的了解的确是不够深入细致，但是诗人只要写出一首好诗、一篇美文，马上就被青楼传唱，之后被商旅带到各地，于是就名扬天下了。
写得好的诗，哪怕是不识字的人都会吟唱几句；在这方面，受众面极小经学就不行了！经学大师在民间的名气，自然就不如诗人了。
但是王孝通提到的杨素、薛道衡虽然有权有势，可他们是大隋诗坛的天花板，写出来的诗词歌赋根本不用其他人奉承、拍马屁，也是当世顶尖的存在。
尤其是杨广和杨集最为厉害，前者一扫南北朝以来盛行的宫体诗赋的华丽词藻，开创了新的体裁，写的诗词极为雄阔壮丽。而后者在杨广打开的局面之上，将诗坛发扬光大，推向了全新的高度，特别是他提出来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使杨广的观点得到了明确。
这对堂兄弟，兄长负责打开诗作的新大门，带领整个诗坛走向新的领域；弟弟则是奠定了大隋诗坛的基调，树立了一座丰碑。
这是一个伟大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既然这些诗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写出来的诗都是经典，而且宣传方式一样，又何必采用不入流、遭人诟病的手段去扬名？
所以说到底，王孝通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认为杨集在经学上的修养不行、诗词上的成就也是靠权势来推动。
简而言之，杨集就是一个仗势欺人、只会杀戮的莽夫、匹夫，文艺上的成就，不值道哉。
杨集自然也知此理，只是他担心自己怼回去以后，会把这个菊/花残满腚伤的家伙气死，所以故作不知。
刘炫、刘焯相顾一眼，刘炫上前说道：“王先生，这是我们之间的经学之辩，又何必将其他人牵连在内？况且躲在背后说人长短，实非君子所为。”
言下之意是说你王孝通要是真的有本事，那你就去杨素面前说这种话，我倒要看你怎么死。
王孝通淡淡的看了刘炫一眼，说道：“怎么能说是牵连呢？事实上，有些所谓的大非但没有俯下身来钻研于经学，反而钻营庙堂、结交权贵、排斥异己，吾实不齿也！光伯公倒是说说，那些诗人过几天书？治得几篇学？你们却推崇这种浮华之辈，实乃是儒家之不幸也！”
杨集这回明白了，这王孝通的目标是二刘，而‘诗人’不过他炮灰、炮架而已。
杨集并不知道，他这又算错了，实际上王孝通杨集和二刘等人都是他眼中的垫脚石，他在不缺利的情况下，这辈子争的就是名。
杨集和二刘等大儒在别人眼中是有血有肉的人，可是对于王孝通来说，这些都是展示自己经学成就、提升自身名望资历的垫脚石。只要把这些人踩死，那他王孝通就无敌于天下了。
但是王孝通又知道诗词成就不如杨集、经学成就不如二刘，在这方面跟他们作战，实乃以己之短攻敌之长，非明智之举。
所以他干脆从人品等方面去攻击，一旦这些人臭名远扬、臭名昭着，他就能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加以谴责，当事情发展到那一步，诗词经学什么的，全都已经不重要了。
刘炫和刘焯听了这番话，气得火冒三丈；他俩若是真的想去攀权附贵，早就放下自己的坚持，变成王孝通这种家资无数的‘大儒’了，又何须在京都蹉跎数十年、搞得最后连饭都差点吃不上？
这个王孝通这么说，分明就是要毁灭了他们呐！
其心可诛！
刘炫注视着王孝通，云淡风轻的说道：“王先生若是不说，我倒是忘记了几件事！”
停顿了一下，又说道：“王先生之前不过是闭门造车之辈，若非太原王氏利用家族影响力为你扬名，必将泯然于芸芸众生之中；所以王先生大儒之尊荣，属于整个太原王氏，与你个人能力无关、与你个人才学无关。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我记得不错，你最先只是在族学之中教学，也是越国公怜你之才、向朝廷推荐，若非如此，先帝岂会简拔你于微末之间，授予国子文学博士之荣誉？越国公怜惜尔之才能、加以推荐，此时却忘恩负义的躲在凉州血口喷人，实乃寡廉鲜耻至极！”
大儒的才学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口才，若是没有舌战群儒、睥睨一方的口才，又如何能够在众多儒生之中脱颖而出、名传天下？而刘炫更是大儒中的大儒，他精通诸子百家、辩才无双；更厉害的能够同时画方、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之下，最后却没有一丝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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