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西域各国，有执迷不悟、拒不归附者，则朕将不得已而用之兵戈。朕之军队，已历经工业革命之洗礼，拥有独步天下之火器，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旦兵戎相见，西域各国必将生灵涂炭，百姓遭殃，此非朕所愿也。然，国法如山，不可轻违，朕亦只能忍痛行之。”
“故，朕请西域各国君主，以天下苍生为念，顺应天命，自行投降归附。朕将待之如上宾，共商大事，共享太平。此乃朕之诚意，亦乃对西域君主之尊重。”
“此诏一出，望西域各国君主，审慎思量，速作决断。朕之耐心有限，勿使朕之军队，踏破西域之山河，方知悔之晚矣。此乃朕之警告，亦乃对西域各国之最后通牒。”
“钦此！”
此圣旨一出，即由《华夏旬报》公开刊登，迅速传遍了西域全境，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早已预感到华朝终有一日会吞并西域，但也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迅速而猛烈。
像蒲类国、尉黎、且末、温宿、尉头等小国，自知实力不济，原本只是想多享受几年的国王之位罢了。现在既然华朝皇帝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他们也只能无奈地做好投降的准备，只等华军上门接收了。
而车师前部、后部，楼兰、精绝，莎车、葱岭、乌孙、大宛等较大的国家，则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有人想要抵抗，但又担心打不过华朝，最终被灭国，什么都捞不到；也有人像乌孙这样的大国，自恃实力不俗，即使打不过也能逃跑，因此做好了殊死抵抗的准备。
然而，无论西域诸国如何抉择，都难以撼动华朝统一西域的坚定意志与强大实力。
在太平二十一年（214年）春意盎然的三月，华朝展现出其雷霆般的行动力，北方军区与西部军区各自调集了四万精锐之师，分别从朔州龙城的苍茫北地与凉州武威的广袤西陲起程，犹如两条巨龙，分兵两路，蜿蜒挺进西域，旨在接收并整合这片广袤的土地及其众多国家。
对于那些明智地选择主动归顺的国家，华朝自然准备以宽广的胸怀接纳，给予优厚的待遇，以此作为榜样，激励其他国家效仿；而对于那些顽固抵抗、不识时务者，华朝则需要展现其铁腕的一面，誓将以排山倒海之力，彻底摧毁其王权、朝臣及军事力量，以此作为严厉警告，让后来者深知违抗的下场。
吕布率领的华朝南路大军穿越玉门关，首站便直指曾向华朝乞援的蒲类国。在移支国率先归附的示范效应下，蒲类国王阿布力孜虽心知国运难保，却仍贪恋王位的尊荣与特权，迟迟不愿面对现实。
然而，随着华朝皇命下达，四万雄师压境，阿布力孜终于在权衡利弊后，率领蒲类国的文武百官，出城迎接由吕布统率的西部军区大军，献上国家印玺，宣告自愿归附。
尽管华朝对蒲类国未能如移支国那般早早主动归顺略感失望，但为了树立榜样，展示归顺者的好处，华朝还是勉强接受了蒲类国，将其降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阿布力孜则被任命为县长。
这无疑是权宜之计，阿布力孜的未来仕途已被封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动归附的移支国王沙米尔，因其远见卓识，其家族的未来也因此更加光明。
此等差异不仅影响个人，更波及家族后代，沙米尔的政治智慧与抉择显然更为高明。阿布力孜虽多享受了几年国王的尊荣，却牺牲了长远的政治前途，这种得失之间的微妙平衡，或许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显现出真正的分晓。
随后，吕布统率的南路大军继续西进，以强大的军威迫使北天山南麓的车师前部不战而降。车师前部虽有抵抗之意，但在目睹了吕布大军的浩荡阵容后，终是胆寒，选择开城投降，从而避免了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北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卑陆、东且弥等部落，也在朔州西行的北路大军高顺等人的威压下，相继归顺。随着这些地区的平定，华朝以繁荣的柳中城为中心，设立了吐鲁番郡，由沙米尔担任郡长，正式开启了华朝的统治。
吕布与高顺的两路大军在秦海区域胜利会师，其八万大军震慑了周边的危须、尉黎、山国，这些国家纷纷望风而降。华朝遂以原焉耆首都南河城为郡治，设立秦海郡，任命原焉耆国王、现焉耆县长耆莫罗为郡长，进一步巩固了华朝的统治。
此后，大军再度分兵，高顺率领的北路大军向西挺进，通过龟兹、姑墨后，迫使温宿、尉头归顺，随后北上攻打负隅顽抗的乌孙。
而吕布率领的南路大军，则挥师南下，目标直指楼兰、精绝等国，意图将昆仑山北麓丝绸之路沿线的所有国家尽数纳入华朝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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