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司马光坚持记述，“初七早朝，刘太后怒斥广平王贪财、临江王好色，两位郡王身为太祖太宗之后，不能严于律己，有损皇家威严形象......”
司马光真实记录下刘太后所言，以及满朝文武、市井百姓的反应。
据说满朝文武当时都蒙了，太后在早朝中怒斥两个郡王的言行肯定前无古人。
他们没经验，不知是赞成好还是反对好，只能看着知制诰当场拟制了懿旨，下申斥懿旨。
然后又眼睁睁地看着知制诰拟制圣旨，封一向老实本分的陵阳王为吴王。
群臣恍然大悟，陵阳王痴迷修道，这才是封为亲王的标准作风，开广平粮赚钱是不对的，呼朋唤友流连红楼更是错上加错，刘太后就是这个意思。
刘太后制定了标准，李祯就必须听从母后的，广平王和临江王不能封为亲王，按刘太后的标准，痴迷修道才是好郡王，那就封陵阳王为吴王吧。
而且这个标准是在朝会上通过的，满朝文武慷慨陈词，“对，这就是好郡王的标准。”
然后早朝结束，消息传出朝堂，市井百姓纷纷称“善”。
司马光又可以记述了，“广平王当日上了请罪折子，临江王次日上了请罪折子，两位郡王从此闭门不出。”
他对这事不感兴趣，笔锋一转，“陈恪这两日在三院讲学，极力提倡‘知行合一’的道理，他以李名文和西方三个神甫所言为例，说：‘知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必然上当受骗，后患无穷’。”
“而掩其因只说其果的言行，言者是想掩盖真实的目的。”
“至于骂娘，那就是黔驴技穷恼羞成怒的表现了。”
记述到这，司马光提笔沉思，好一会继续落笔写下，“陈恪为人狡诈，但其言是对的。”
写完这句话，司马光好似用了全身力气，放下毛笔休息一会，方才提笔写道：“三院新设数科、水利科，据说还要设立农科、天文科、地理科，邵兄担任数科直讲。”
“我去拜访邵兄，其无奈道：‘与陈恪为友，必须时时小心，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
“邵兄对陈恪心怀怨气，我却觉得陈恪所为是对的，邵兄之才实不宜秘技自珍，广教门徒才是对的。”
“听我言，邵兄非常不满，言其已与陈恪划地绝交，勿再多言。”
“然后说起三院分科之事，邵兄认为这是广泛培养人才的良策，他绝对支持。”
“原来他只对让他教学的陈恪不满啊！”
司马光挥挥洒洒写下这两天的见闻和相关人等的言行，两耳不闻窗外事，却不知外面正在传播一件天大的消息，张仲景的后代张午状告鉴真和尚侵犯张家秘方权。
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都蒙了，医圣张仲景是东汉末年着名医学家，着有传世医学巨着《伤寒杂病论》。
而鉴真和尚是盛代的僧人，扬州大明寺的主持。
两人之间至少隔了五百多年，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竟被三百多年后的张午告了？
这么奇怪的案子兴京府竟然接了，还派出信使去扬州，传大明寺的僧人来兴京府应诉，否则缺席判决。
此案一经传出，立刻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百思不得其解后目光就看向陈恪，这事若没陈恪的影子，连兴京城里的稚子都不信。
稀奇古怪的事可能有，大家都想不明白的事也可能有，但打一场千年的官司，这事只有陈恪能干出来。
大家都这么想，连三个老书生都这么想，于是找来陈恪，问他是何意思？
陈恪郑重回道：“从佛教的角度讲，鉴真和尚前往倭国传播佛法，可谓一代大师。”
“而对倭人来说，鉴真和尚可不是给他们带去了佛法，而是医学、书法、建筑、雕刻，甚至饮食文化，所以倭人称之为文化之父。”
“可对我国来说有何好处？是倭人的强盛，和对上虞百姓的屠杀吗？”
“别忘了，鉴真和尚是违反大盛王朝的禁令，六次偷渡前往倭国的。”
“三位老师可曾想过，大盛王朝为何下此禁令？”
问出这个问题，见三个老书生沉吟不语，陈恪继续说道：“倭国多次派出使团出使大盛王朝，而大盛王朝只允许倭人学习儒学，这是为何？”
陈恪再次问出一个问题，三个老书生已明白过来，再听陈恪说道：“大盛王朝的君臣知道倭人狼子野心，只以儒学教化之，而绝不会让其学到格物之术。”
“在此前提下，鉴真和尚违反朝廷禁令，偷渡去了倭国，传授其重要技术，对倭人来说他是英雄，而对我华夏来说他是奸人。”
陈恪对鉴真和尚的定性让李仲文不忍，劝道：“鉴真和尚也许不是有意的。”
“他就是有意的...”陈恪断然说道：“如大盛王朝没有禁令，他可能是无意的。”
“如他只带去了佛经，也可能是只想传播佛法。”
“但他带去《伤寒杂病论》等技术，就是损害我华夏的利益谄媚倭人，所以他就是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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