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镇总兵唐通一接到入京勤王的诏书，便立马率领所部八千士卒赶往北京，蓟镇距离北京不过百里之遥，两天便赶至了京师。
他将蓟镇兵马屯扎于京师齐化门外，便径直入宫觐见崇祯。
崇祯看到三大勤王之师，唐通是第一个赶到的，特别是在有了刘泽清的衬托后。崇祯非常感动，加赐了唐通蟒袍玉带，并立即赐宴，大赏蓟镇兵马。
说来好笑，说是说大赏，国库内仅余存的白银四千两。崇祯帝将这少的可怜的四千两白银全部赏赐给了唐通部，唐通本人白银四十两，士卒各五钱。
虽然钱少，但是唐通仍向皇帝表示：“愿捐躯报效，使元凶速就歼夷”。
然而就在这样难得的君臣相宜之际，崇祯多疑的性格又犯了。值此大厦将倾之际，他仍然不忘大明朝太监监军的老传统，他将内务府大太监杜之秩派往了蓟镇军中监军，如此行径立刻激怒了唐通，唐通最反感的就是太监前来监军，但凡换个文臣前来，他都不会发这么大的火。
他将崇祯赏赐的蟒袍玉带全部摔在地上，愤怒的说道：“皇上封我伯爵，赐我蟒袍玉带，但是又派遣内官来节制我，这难道是觉得我不如一个太监奴婢吗？”，随即借口自己所部“寡于贼，不敌，战此平地，尤不敌，当往居庸关设险以待”，不等崇祯下令，唐通就将蓟镇兵马全部带往了西边的居庸关。
唐通的抗命不尊让崇祯愤怒不已，但此一时彼一时，崇祯对此无可奈何，只好任由其自行其是。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唐通眼见敌军势大，又自感大明朝大势已去，遂和监军太监杜之秩一起投降了顺军。消息传至北京城，有大臣奏请皇帝迅速南巡，帝否。
又有臣建议送太子前往南京，若有不测，可使太子监国，帝犹豫不决。就这样，崇祯浪费了最后出城的时机。
局势危急，但是戍守北京城的将士们却军饷急缺，当此将士用命之时，国库再也无钱可支用。崇祯帝只好号召大臣们捐饷共赴国难，可群臣却一个个哭穷，不肯掏钱。深受皇恩的首辅魏德藻只捐出了伍佰两，有的捐几十两到十几两不等，兵部侍郎金之俊、考功司郎中刘廷谏等人只捐了几两，最后崇祯仅仅收到了白银三千多两，崇祯帝看到这些白银，深恨这些官员为国者寥寥，都是些为一己私利者也。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顺军经居庸关抵达北京城外，顺军军势雄壮，但李自成看着雄伟的北京城墙，也心生了此城难以攻破的想法，李自成其实并没有想着一战就能攻破北京城，毕竟此前无论瓦剌还是后金多次入关，甚至兵围北京，都没能破城，他不认为自己能一战而下，时间拖久了，各地增援的明军就都围过来了。
大顺政权初立，内部其实根本不稳固，内政上基本上是个草台班子在唱戏，军事上鱼目混杂、战力斑驳，既有跟他一起创业的老营兄弟，也有很多投降的明军和其他入伙的农民起义军，李自成虽然称帝，但实际上还是个农民起义军盟主的角色，他真正能依靠的还是只有自己的几万老营兄弟。
此次他率军前来的目的也只是想要恫吓威胁崇祯，如果能让崇祯承认新生的大顺政权的合法性是最好的，如果崇祯不同意，李自成可以退而求其次，让崇祯将帝国西北分封给李自成，让他能做一个西北王也知足了。基于这个政治诉求，李自成派了使者前往城内谈判。
李自成以为崇祯在其军势的恫吓下，肯定会同意他的政治诉求，但他低估了崇祯帝的刚烈性格。
谈判伊始，崇祯听到使者提出李自成让崇祯承认大顺的合法性时，直呼让侍卫为其披甲，他要上城墙亲自杀贼。侍候在侧的王承恩立马劝谏皇帝陛下，好不容易让这位刚愎易怒的皇帝陛下冷静下来。
使者见第一个诉求肯定达不成，只好请封西北王，提出只要崇祯将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割让给李自成做封地，顺军立马撤军，并且从此称臣，再不东顾。这对于当前的大明帝国而言，其实是个可解燃眉之急的选择，因为即使不同意，这些地方也事实上成为了伪顺的地盘了。
但崇祯一想到，若割地封王，大明朝两百年来，列祖列宗均未有此成例，他将成为朱家第一个分裂国家的君主。若是不割，大明立马就有亡国之危。无论怎么选择，崇祯皆无颜面见历代祖宗，一时间，崇祯想到自己执政以来，宵衣旰食，从未懈怠，却落到如此地步，不禁悲从心来，恸哭不已。
作为臣子，本应食君之禄，为君解忧，其实此时，若是有朝臣支持拥护，崇祯也会半推半就的同意了此事。
但是因为崇祯的刚愎自用，政见若最后产生了坏的结果，崇祯绝不会承担责任，只会将责任安在献策者身上。朝臣因此均不肯再为天子开口建言献策，毕竟袁崇焕、陈新甲诸人的例子在前，谁也不愿意再为崇祯背锅了，所以谈判竟一时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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