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貔环顾左右感慨道：“若不是当年公孙渊错判了形势，挟江东之势自重，却是又早早的与江东交恶，杀其使节，又何至于此啊，事到如今汝等切不可学那公孙渊啊！”
堂中几位将官皆抱拳道：“仆等必誓死守住襄平城！”
张貔捋着胡须道：“死守倒是不必，若是事不可为诸位可退往幽州，待日后再做打算，但切不可投降叛国，如今天下之势在何方想必诸位也是清楚的。”
在东边，同年九月，魏、吴之间爆发了石亭之战，大司马曹休在此战中遭遇惨败而归。
一系列的战事使魏明帝曹叡疲于应对，再加上公孙渊此时虽越轨，但并没有触及底线。所以，曹叡默认了公孙渊的越轨行为，并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
向东吴称臣：政治经验不足的公孙渊不知道，此举已触及曹魏划下的红线，
在曹叡承认了公孙渊在辽东的合法地位后，尝到甜头的公孙渊开始将目光转向遥远的东吴。
他多次派使者联络东吴，并向孙权称臣。
公孙渊脚踩两条船的目的，是为了能从魏、吴两国同取获取利效益。
但是，孙权却另有想法，他要借此机会一圆自己的淮南梦。
在赤壁之战后，孙权虽然在东吴站稳了脚跟，但是，长江对岸广阔的淮南地区，还牢牢地控制在曹操手里。这使孙权常常夜不能寐，因为，曹操只要越过东吴唯一的防线——长江天险，就能直捣东吴的都城建业。
所以，为了稳固东吴的防守，必须将防线从长江流域前移至淮河流域，这样就可控制淮河南下的通道，并在淮河与长江之间建立战略缓冲区。
这样就形成了淮河防线、缓冲区、长江防线的链式防守格局，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守江必守淮”战略原则。
为了实现控制淮南的战略目的，孙权六次北伐死磕合肥无一胜绩。
残酷的现实让孙权认识到从合肥路线北伐已经行不通了，于是，他另辟蹊径，计划从海路北伐：出长江口——沿东海海岸线北上——进攻徐州。
这一北伐路线的选择可谓石破天惊，一旦实施将可达到出其不意、攻敌不备的目的，但吕蒙却给孙权泼了一头冷水。
吕蒙告诉孙权：夺徐州易，守徐州难。因为徐州地势平坦，适合骑兵做战，而骑兵及陆战能力恰恰是东吴军队的死穴（东吴军只擅长水战）。如此一来，孙权的海路北伐计划难道就要胎殆腹中？
但是，孙权既然能在东吴称帝，就说明他考虑问题时所站的高度绝非吕蒙之辈可比。果然，孙权很快就拿出了解决方案：拉拢辽东的公孙渊，利用公孙渊的战马及强悍的士兵，来实施他的海路北伐方案。
公元233年，孙权不顾群臣的反对，遣张弥、许晏等人帅领精兵一万，携带金玉珍宝，从海路奔赴辽东，立公孙渊为燕王。
公孙渊对孙权如此重视自已感到受宠若惊，但他并没有丧失理智。
在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公孙渊认为自己实力与曹魏相差悬殊，一旦答应与孙权联合抗魏，曹魏就会进攻辽东，到时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孙权远水救不了近火）。
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公孙渊就杀死孙权派来的使都者，收编了孙权的一万精兵，并将吴使的首级献给曹叡示好。
从公孙渊对待孙权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公孙渊对曹魏政权是心怀敬畏的。
因为他清楚双方的实力差距，所以不敢有任何造次。这就说明了，公孙渊并不“癫狂”，恰恰相反，他很理智。
公孙渊向东吴称臣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但是，政治经验不足的公孙渊，并不知道此举已经触及了曹魏给他划定的红线（向东吴称臣）。
曹叡很清楚孙权的战略意图，所以，此时他已下定决心要除掉公孙渊了。但他需要一个出兵借口。
公元233年，就在公孙渊斩吴使的同时，曹叡派出以傅容、聂夔为首的使者团也到了辽东。注意，曹叡派出的是使者团，使者团名为拜公孙渊为乐浪公，实际上是来试探公孙渊的口风。
当公孙渊得知使者团中有一名大力士时，他开始做贼心虚了，不敢独自进见使者，而是先派兵包围了使者团居住的地方，才敢出来拜见使者受封。但在此过程中“又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这更坚定了曹叡要解决辽东问题的决心。
公元235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同年，曹叡派出刺客刺杀了屡败魏军的鲜卑大人轲比能。这让曹魏外部的军事压力得以缓解，曹叡开始对辽东出手了。
公元237年，曹叡派幽州刺史毋丘俭携带书信印章去征召公孙渊。这是曹叡使出的杀招，如果公孙渊应召，曹叡就会将他软禁起来；如果公孙渊抗召，毋丘俭就会趁机进攻辽东，看来这次公孙渊在劫难逃了。
但公孙渊却先下手为强，他抢先出兵至辽隧阻击毋丘俭，并击退了毋丘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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