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动队——全称为“洪城行营剿匪别动总队”，由康负责。
这是一支武装特务队伍，由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中下级军官组成，主要负责在新占领区的宣传和基层政权重建工作，后来其职责范围越来越广，作用也越来越宽泛，成为一种“万能狗皮膏药”的存在。
除了这些，行营内部根据杨泰永的提议还设立一个侍从室的机构，顾名思义主要负责老常身边的一些“侍从”性质的工作，如衣食住行、安全警卫等，由宴道刚负责。
可以看出，这个“内朝”虽然小但该有的机构和职能一个也没落下，其中第一厅负责军事参谋工作，第二厅总揽政治工作，是最关键的两个部门；
郑治部负责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别动队负责地方基层的政治经济工作，也是落实“七分政治”方略的两个重要抓手。
“内朝”建立后，老常的中枢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逐渐发生了巨变。
之前，各地发过来的各种信件、报告、请示、建议等各类公文，直接送到老常的案头，老常大呼头痛；
后来这些公文都先汇集到秘书长室，分门别类后再送老常批阅处理，但文件仍然太多，老常处理起来还是有点吃力。
身为秘书长的杨泰永想出一个办法，将来自全国的大量公文分门别类，先整理出每一件公文的要点，然后在要点后面针对性提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
最后将这些内容（公文要点和处理意见）总摄入他设计出的一种新型的“公文呈送表格”，再区分轻重缓急，送给老常批阅。
凡重大事项，老常会先与杨泰永商议，然后再召行营众人探讨，集思广益后做出决策，决策再通过第一厅或第二厅或郑治部等机构落实执行。
现在看来，杨泰永是通过洪城行营这个机构，将老常的“决策-执行”中枢进行了一番重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优化决策流程。
过去，老常的决策流程十分简陋，机要处将海量的信息直接反馈到老常本人处，常本人阅读这些信息，理解之，分析之，找一些幕僚开会研究，最终做出决策。
这样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对才力有限的老常来说，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杨泰永看来，他时常“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不能及时处理众多的军国大事，许多事情的决策十分草率，决策之后又不管不问，实际上都与这种落后的决策流程有关。
现在，机要处将海量的信息反馈到秘书长室，秘书将信息分门别类后迅速整理出几个关键要点（结构化思维），杨泰永再根据这些要点给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
这些要点和意见根据轻重缓急送给老常后，老常再决定是否召开会议研究并最终做出决策。
很显然，新的工作流程首先把老常从公文的大海洋中捞了出来，过去他每天需要自己阅读数万、数十万的文字还不一定知道别人到底在说些什么。
现在每天只需要看几千字即可全面了解各种动态；
其次，新的工作流程把老常的决策过程大大简化和优化，过去他需要自己根据庞杂的信息做出判断和决策，现在判断和决策就在眼前，而且每一个决策至少有三种方案供自己选择；
再次，新的工作流程还根据轻重缓急送蒋批阅，过去老常面对似乎无穷无尽的各项事务，时常顾此失彼；
最后，新的工作流程要突出了决策执行之后的监督，在以前，老常的许多工作总是“干着干着就就没有了”。
杨泰永的这一套设想其实并不难理解，首先是通过业务部门化将纷繁复杂的事务分门别类，通过幕僚们的专业分工协作来提升工作效率；
其次是结构化的思维方式，任何事情都用某种结构将其简化、具体化，不管是公文的概括总结（如“三句话讲清你的事”），还是问题解决方案（如“迅速给出三个解决方案”），都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是模板化的工作方法，将决策过程通过一张表格来完全展现，既简洁又高效。
当然，这套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当他或秘书将事务总结概括后，是由他写三种处理方案的，也是由他“根据轻重缓急”向老常报送的，这就在无形中突出了杨泰永本人的巨大作用。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杨泰永掌握了类似于明朝内阁首辅大臣的“票拟权”，也掌握了类似于明朝大太监灵活送奏折的权力。
这套系统在实践中随着战争的胜利，威权越来越盛，也越来越有中央的样子，而金陵原本的权力被大幅削弱。
不管怎么说，这一系列带有鲜明杨泰永风格的工作机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使得老常军政中枢的工作效率大为提升，再加上杨泰永远超常人的洞察力，使得老常的决策质量也大大提升。
老常的派系就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四一二之后更见松散，而且贪腐严重，效率低下，省县之间沟通不畅，对县以下的基层政权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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