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便是双方律师围绕现有证据,展开的第一轮唇枪舌战。彭海果然沉得住气,并未一开始就抛出账本,那是他准备在关键时刻用来扭转局势甚至反将一军的“杀手锏”。
第一回合:关于“未叫救护车”与“拦出租车”
·陈默(原告律师):他首先传唤了当天同在棋牌室的几位老街坊作为证人。证人们均证实,赵美兰倒下后,脸色煞白,呼吸急促,状况明显不对。
陈默着重问道:“当时有人提议打120吗?”证人回答:“有,好几个都喊了,但苏大强好像没听见,只顾着要把人扶起来往外抬。”
·陈默攻势:他面向法庭,语气沉痛而有力:“审判长、陪审员,在座的各位都清楚,心脑血管疾病发作,时间就是生命!拨打120是常识,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求救方式!
被告苏大强,作为与死者共同生活几十年的丈夫,在妻子生命垂危之际,无视他人提醒,舍近求远,选择耗时耗力地将病人抬到路边拦车!
这不是简单的判断失误,这是对配偶生命健康权的极端漠视!其行为直接导致了救治时机的延误!”
·彭海(被告律师):他起身进行交叉询问,试图弱化苏大强的主观恶意。
·彭海辩护:“我的当事人年事已高,当时面对突发状况,惊慌失措是人之常情。他并非‘无视’提醒,而是在极度恐慌下,大脑一片空白,本能地想要‘尽快’将妻子送到医院。
在他的认知里,或许认为跑到路边拦车,比等待未知时间的救护车‘更快’!这是一种在紧急情况下错误的、但并非出于恶意的判断!我们不能以事后的冷静,去苛责一个当时已经吓懵了的老人!”
第二回合:关于“挥手让出租车离开”
·陈默:他出示了路段监控的模糊截图,并引用了当时一位路过司机的证言(书面),证实曾看到苏大强在路边拦车,但当他的车停下时,苏大强确实做出了摆手的动作。
·陈默攻势:“这又如何解释?如果说拦车是情急之下的错误判断,那么当救命的车辆已经停在面前时,为何又要挥手让其离开?这已经不是判断失误可以解释的了!这更像是一种……故意的拖延!”
·彭海辩护:“控方这是在恶意揣测!我的当事人事后回忆,当时他精神高度紧张,视野模糊,可能误将那辆车认成了其他车辆(比如黑车),或者单纯是因为手臂无意识的摆动被误解了!
在没有音频证据的情况下,单凭一个模糊的影像和单一证言,就断定我的当事人‘故意’拒载,这是不严谨的!”
第三回合:关于“大量开具非甾体消炎药”
·陈默:他传唤了医药专家和多名药店、医院的工作人员,出具了厚厚一叠苏大强以赵美兰名义在不同地点频繁、超量开具布洛芬、塞来昔布等药物的记录。
·陈默攻势:“这些药物,对赵美兰女士已有的心血管和肾脏基础疾病有明确风险!被告苏大强对此心知肚明!
在赵美兰没有任何疾病的情况下,他如此密集、超量地获取这些药物,目的何在?这难道不是蓄意积累风险,创造发病条件吗?这与赵美兰女士的猝死,难道仅仅是巧合?”
·彭海:这是他压力最大的一环,但他依然奋力辩护。
·彭海辩护:“我的当事人苏大强先生,文化水平不高,对药品副作用的认知有限。
他开具这些药物,可能主要是为了缓解他自己以及赵美兰女士日常的关节疼痛、头痛等小毛病。
之所以在不同地方开,是因为每次开的量有限,而他又想省去频繁去大医院的麻烦,图方便、贪小便宜而已!
控方将其与谋杀联系起来,是缺乏直接证据的过度解读!这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有贪小便宜的陋习,不能证明他有杀人的故意!”
庭审氛围:
整个过程中,陈默逻辑清晰,证据环环相扣,不断将苏大强的行为与“漠视生命”、“潜在故意”联系起来,攻势凌厉。
而彭海则疲于招架,竭力将苏大强的行为解释为“愚蠢”、“慌乱”、“吝啬”而非“恶意”,虽然勉强维持,但在陈默缜密的攻击下,显得越来越被动。
旁听席上的老街坊们窃窃私语,看向苏大强的眼神充满了怀疑和谴责。
苏明玉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她没想到,即使有了那本账本作为后手,父亲在前期的证据对抗中依然如此不堪一击。
她紧紧攥着拳头,目光再次投向叶晨,却发现叶晨依旧平静,甚至偶尔与陈默低声交流时,脸上没有任何担忧。
彭海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知道,再这样下去,即使最后抛出账本,也可能无法完全扭转陪审团和法官对苏大强形成的负面印象。他看了一眼苏明玉,用眼神示意:是时候了吗?
苏明玉深吸一口气,微微点了点头。
彭海知道,必须动用那张“王牌”了,不仅要为苏大强辩护,更要借此机会,将原告叶晨拖下水,彻底搅乱这场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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