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朝鲜历来的党争传统使得政治生态不断恶化，朝堂之事事无大小均会成为政党间彼此攻击的舞台。而随着壬辰倭乱爆发，国家外患滋生，可党争在朝堂之上并未停息，只不过此时党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宣祖“播迁”和渡辽“内附”的问题上。
两种关乎王朝命运走向的主张，与此时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这其中的争端过程前文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但需要补充一下三党态度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
当时局面危急，随着播迁地点不断变化和对内附事件的争论，一时间激起了各个党派的斗志。此时对于辽东内附事件争论的落脚点便在播迁地点的选择上，因为播迁地点以及播迁方向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宣祖是否有渡辽内附的可能性。
之前说过，最早提出去辽东内附建议的是李恒福，但当时李恒福属于无党派官员，他是直到光海君当政时期才逐渐成为西人党领袖的。而在临津江防御失败的消息传入朝堂后，渡辽内附问题再次被提及。
彼时廷臣皆言：“欲渡鸭绿，则一渡之后，无复可为。”显然对于内附还是心存抵触者居多，然而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昖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议。
此时党派攻讦的焦点在播迁地点的选定上。播迁地点的选择与辽东内附关系密切，因为通往明朝辽东地区最近的便是义州地区，播迁义州，便代表廷臣对此举已无争论。李昖和各党重要人士对于播迁地点提出了如下想法：
李昖和李恒福认为，如若渡辽内附计划确定，那最好的播迁地点便是与明朝辽东地区一水之隔的义州地带。
当李昖一行人马出发前往东坡馆之时，曾询问都承旨李恒福，李恒福认为“可且驻驾义州，若势穷力屈，八路俱陷，则便可赴诉天朝”，李昖对于李恒福提出的由义州内附之事表示赞同，甚至在柳成龙等人攻击李恒福时，他亲自出面维护李恒福，公开表示“内附本寓意也”——这是我的意思。
此时南人党分为两种意见，一是以柳成龙为首的党人，他们对于“播迁”以及“内附”之事坚决反对。
柳成龙提出两点反对意见：一方面柳成龙认为“今东北诸道如故，湖南(畿湖南部)忠义之士不日奋起”；另一方面认为“君虽从死于道路，不过为妇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谁能收拾？”
他说这话是为何？是因为此时南人党成员金诚已在组织义军活动，同样出身南人党的李舜臣在海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因此一旦“内附”，民心、将心涣散，便再无复国可能。
此外，出于私心，柳成龙也想保住南人党的战绩，以便在接下来的党争中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所以，作为南人党成员的柳成龙才会指责李恒福“何为轻发弃国之论乎？”
彼时孤立无援的李恒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只得退后不语。
南人党中的第二种意见，便是以李德馨为代表，赞同“播迁”而对“内附”之事持中立态度的党人。
南人党成员李德馨主张向咸兴方向播迁，他认为“今封疆以蹙，只有咸镜一道而已，咸兴府兵多粮广，足以据守”。
但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反对播迁此地，尹斗寿对此提出三点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则退住之处，只有三件。急往宁边，缮修器械，召集江边士兵以守之，事急则向义州，赴诉天朝，以明仍贼入寇之说，上也；
远向江界，集诸郡之兵，婴城固守，则可至一二月，事急则江界下游即鸭绿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国宽甸堡，二也；
咸兴形势，臣所备谙。城大而地，四面无险，欲召士兵，则北路必乘虚入寇，欲向南道，则道路险绝，未易等过，贼踵其后，必成围困，此决不可行也。”
尹斗寿曾担任过平安监司，而平安道与咸镜道相邻，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尹斗寿对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咸镜道咸兴的地形之时，有理有据，且十分具有说服力。
不止尹斗寿，同属西人党的郑澈也坚决反对播迁和内附，当李昖问及郑澈江界的情况之时，郑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来，此是穷边苦寒之地，风土极恶，粮道难继”，尹斗寿赞同郑澈此言，认为播迁江界后将“无以号令”。
不过，在识破李昖和李恒福的谋划以及参考严重的战争形势后，尹斗寿一改前态。他提出可往江界与宁边，表面上消除了李昖的疑虑，暂时性地满足李昖去辽东内附的愿望，但实际上却仍然是满足西人党利益之举。
原因在于江界和宁边均为平安北道的城市，尹斗寿曾在此积累了不错的实力，同时江界也曾是西人党领袖郑澈的流放之地。因此，此地为西人党势力优势区。
宁边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一来其与咸兴之间有通行的道路，越过宁边，便可到达咸镜北道，于是便使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再无反对的理由。
同时咸兴可通往义州，又满足了李昖欲渡辽内附的愿望。而后播迁地点选定为宁边，这实际上契合了西人党的战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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