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芳觉得自己规划好了所有的环节，然而有一件事，是他万万没想到的。那就是等到了发难的当口，曹芳自己怂了。
“九月，昭领兵入见，帝幸平乐观以临军过。左右劝帝因昭辞，杀之，勒兵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帝惧，不敢发。”——《资治通鉴·卷七十六》
然而你布置了这么久，连“天诛国贼”的诏书都写好了，最后居然怂了！这难道是打个哈哈、开个玩笑就能混过去的么？显然不是啊！因此，反应过来的司马师回过头来就把曹芳给废了——这届皇帝不行，咱们换一个。
“昭引兵入城，大将军师乃谋废帝。甲戌，师以皇太后令召群臣会议，以帝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群臣皆莫敢违。乃奏收帝玺绶，归藩于齐。”——《资治通鉴·卷七十六》
现在的问题是换谁呢？在太后的强烈要求下，最后换了个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高贵乡公，曹髦。
司马师对这事是比较满意的——这孩子只有十四岁，十四岁的小孩子，他能懂个球？正好方便自己把持朝政嘛。
此时的三国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烽烟满地、豪杰辈出的前三国时代了。什么辕门射戟、草船借箭、威震中原、血战长坂，都随着一众英雄奸雄枭雄的逝世而雨打风吹去了。
此时吴国内部日常性忙着撕逼，国力内耗；而蜀国的当家人是名流千古的阿斗，治理水平毋须多言，混日子罢了。只有魏国，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在国力上远远超出两个对手，只不过司马师一直忙着收拾国内剩下的一小撮反革命份子，还没办法抽出手来好好教训一下蜀吴两国。
具体平叛的事倒也不是那么好办的，司马懿、司马师先后死于这一时间段内，大权终于归了司马昭。
通过之前的几次平叛，曹氏家族在地方上的死忠与残留势力基本上被解决殆尽，而蜀国与吴国的国力早就被魏国甩在了身后。因此司马昭一次又一次的被加封，他现在只需要一个理由，一个十分充分的理由便可以实施他的篡位大计。
司马昭的野心曹髦知道，不仅曹髦知道，大魏满朝上下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而曹髦也变得愈发绝望。
终于，在公元260年，濒临崩溃的曹髦高呼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带着宫中仅剩的忠于他的侍卫与奴仆向司马昭发起了一次荒诞的自杀式攻击，曹髦甚至没有见到司马昭的面就死在了半路上，用自己的血见证了大魏末代皇族的尊严。
不过曹髦死后的司马昭仍然暂时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一方面他篡位的条件仍不充分，而另一方面现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要篡位了！
煎熬中的司马昭只好再扶持了一个新的傀儡，同时加紧了攻蜀的步伐。终于，公元263年魏国伐蜀成功，司马昭总算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绝世之功了！
剩下的事情就相当简单了，公元264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他的儿子司马炎则在次年自己父亲死后称帝，终结了魏国的国祚。而公元280年，司马炎又灭掉了东吴，统一了天下，正统性再无争议。
之所以说这么多，主要是说明两件事：如果单纯只是要篡位，那么你只要有强大的军权就够了；如果要篡位之后还能保证天下相安无事，那么军权、政权就都必须在掌握之中。
军权相对简单，封建制度下就是主要将领都听你的，军权基本上就算到手了。
政权就复杂多了，毕竟满朝文武各方势力述求不同，谁该拉拢、谁要打压、谁得斩草除根，这都是必须想好并绝对办妥的前置条件。否则你前脚贸贸然篡位，后脚就得到一个天下皆反的结果，还指不定最后鹿死谁手，那你何必呢？还不如当个幕后皇帝。
高务实在朝鲜要的固然不是篡位，但让朝鲜内附大明其实也不容易，并不是只要李昖一句话就能搞定而且绝无后患的。事实是按照朝鲜朝廷内部的分裂程度，如果内部问题没解决好，内附之后也一样可能遍地狼烟。
当然，以此刻大明的实力而言，即便朝鲜遍地狼烟，也不是说就真压不住。只不过高务实毕竟自问是个文官，如果不必动刀动枪就能政治解决，那又何必非要杀个血流成河呢？
怎么，打仗不花钱的吗？不花时间的吗？更别提明军也会有不必要的损失，会影响其他方向上的布局——说近点，朝鲜不稳怎么出兵日本？说远点，西域不重归汉土，他高某人这辈子谈何圆满？
张万邦当然不知道高务实的远景规划，但至少对于领会侯爷精神这一块还是颇有心得的。既然侯爷要扶植李山海和他的北人党，那么打击南人党的柳成龙就属于政治正确。
其实张万邦对柳成龙的观感本来还算不错，在他看来柳成龙至少属于那种愿意做点事的朝鲜大臣，远强过很多混吃等死的碌碌之辈。不过这点好感对于张万邦的行动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他在决定答应李山海之前顶多也只是对于柳成龙可能的下场稍微有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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