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关于御史大夫的改造方案尽数道出，刘弘便发现王陵的眉头缓缓皱起，面色逐渐郑重起来。
过了许久，王陵几欲欲言又止，终是在刘弘‘太傅但言，朕不怪罪’的鼓励下，拱手一拜。
“臣愚以为，陛下此举，或不得成行···”
小心翼翼的说完，王陵稍抬起眼皮，暗自打量着刘弘略显诧异的面色。
将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改造为监察机构，监督官员行政？
在王陵看来，这何止是不行，简直就是在自掘坟墓！
只怕此令下达当天，羞愤自尽的官吏就能有上百之数！
在这个不信任等同于羞辱的时代，皇帝如此明显的表达出对官员的不信任，就等同于指着官员的鼻子，斥责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
那样一来，不管干不干净，为了证明自己‘清正廉洁’，官员只有一死以证清白！
看着王陵眼中，那丝想说，又碍于君臣关系不好直说的复杂目光，刘弘略一思考，便也反应过来，不禁为自己的异想天开感到好笑。
其实刘弘想的也没问题：设立监察机构，监督官员，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有例可循的，表面上看，确实能起到集权的作用。
但刘弘却忽略了，这是民风尤重风骨，个人尊严、个人名誉比生命还重要的汉朝！
真说起来，封建时代的官员，又有几个能保证两袖清风，不贪不拿？
千里为官，不图发家致富，难不成是图振兴国家？
在刘弘看来，西汉官员受辱便自尽的举动，分明就是又当又立！
——明明贪了，被爆出来还要为了证明清白，不惜自杀保全名声，让刘弘落得一个‘苛待官员’的污名！
有这风骨，当初拿钱的时候，怎么就没管住那手呢？
不过吐槽归吐槽，刘弘不得不承认，王陵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此时的政治风气，确实不允许出现一个专门负责监督官员的机构；更枉论将国家三大巨头之一的御史大夫，改造成监察机构了。
御史大夫，秦时始置，明面上的职责是监察百官，辅佐丞相；但绝大多数时候，御史大夫是被皇帝当做掣肘丞相的‘副丞相’来用的。
至于监察百官，与御史大夫的后身——‘御史言官’的闻风上奏，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后世言官的职责，除了没事给皇帝添添堵以外，就是听见风吹草动，就不管合不合理，有没有证据，直接出来弹劾官员，以此彰显自己的刚正不阿。
而西汉御史大夫的‘监察百官’，则仅限于在官员任命之前，以考察政治成分、评估施政能力的目的，去查一下这个官员的底子。
而且御史大夫属衙的日常运行，并不是御史大夫负责，而是身为副官的御史中丞执掌。
御史中丞为首的属官，也只是将每个官员的个人履历，功过记录在册，以备官员调动的时候拿出来，给朝堂（皇帝）做参考。
如果刘弘真的一拍脑袋，将御史大夫改造成全权负责监察官员的机构，御史大夫衙门很可能会发展成后世那般，文人士大夫遇到对手的时候，通过捏造私德污点来攻击对方的‘嘴炮键盘局’！
想到这里，刘弘便知道历史上的言官，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了——可能设立御史言官的皇帝，就是如刘弘想的这般，想给官员阶级安个枷锁；结果枷锁没上成，反倒递了一把刀！
在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忠臣良将，被御史言官们捕风捉影之语所害，落得凄惨下场。
无奈的摇了摇头，歉意一笑，刘弘整了整面色，起身郑重一拜：“幸得老太傅相劝，方使朕未行差就错···”
但凡今天换了一个人在身边，刘弘都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
刘弘犯蠢，不对付的人当然会乐见其成；即便是刘弘地班底，也会碍于刘弘地颜面而不敢明说。
汉室数千万人中，唯王陵一人，能凭借其‘帝师’的身份，旁敲侧击提这么一句‘此事应该可能也许不是很好’。
在这个没有信息网络的时代，中央政策，从来不可能被官员百分百执行！
即便是朝堂三读通过，百官无一反对的政策，出了函谷关能被执行七成，就足以让刘弘屁颠颠跑到高庙，对刘邦的衣冠吹嘘自己的文治武功了！
若非如此，后世的王安石变法，也不会成为压倒北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真正成熟的掌权者，在颁布一份政策的时候，不单单要考虑这个政策所带来的利弊；反而应该首先考虑到：这个政策在官员手里，能玩出什么花样！
王安石变法，难道不够好？
事实恰恰相反，王安石变法的本意，其实十分先进！
青苗法提出，农闲时分，百姓青黄不接，无以为继的时候，可以从官府借贷款、粮，来应付生活；半年收利息二到三分，分别在夏、秋与农税一同归还即可。
保马法更是直指军队骑兵奇缺的问题，提出鼓励百姓养马，由官府租马与百姓，按月交‘租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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