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今年全天下粮食歉收，农税下降，国库空虚，将丞相的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削弱，算是刘弘预谋已久的计划了。
一开始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刘弘倒也没想太多——实在是关中粮价起起伏伏，朝局又不太安稳，粮价的起伏对民心的安抚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力···
当时刘弘只想着：以官府出面，将粮食市场彻底垄断，在稳定粮价、稳定人心的同时，趁机捞一笔小钱钱。
但之后，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秋收之后，各地粮食产量报至长安，朝堂为之一振！
紧接着，便是刘弘提出将敖仓之粮搬出，以‘新米换陈粮’的名义，缓解关中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
关中民九十余万户，田亩百万余顷，年粮食产量，大概在四万万五千万石左右。
而这九十余万户，共八百多万百姓，一年的粮食消耗量，也有将近二万万石。
看上去，是不是觉得关中的粮食很富裕，一年种出来的粮食，够吃两年多？
但实际上，账根本不是这么算的~
四万万五千万石粮食的年产量，十五税一的农税比例，意味着关中每年的粮食产出有三千万石，会被用作农税，上缴国库。
而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口赋，也可以等额换算为：每人每年一石半左右的粮食。
八百多万人，这就又是一千多万石。
除了税、赋吃下去的四千多万石，中枢还要花费大量的钱财，从百姓手中买粮，以做军粮。
——从过去这半年多时间，灌婴、周灶、申屠嘉等大军消耗掉的数百万石粮食，就足以看出这一点。
实际上，除了长安的南北两军、驻扎于飞狐迳的飞军外，汉室漫长的北方防线，还有二十多万戍边战士，需要朝堂供给粮草。
二十多万边军，加上飞狐军、长安南北两军，一年的粮食消耗，也达到了将近七百万石。
再加上不事生产的官员、曹吏、关卒，以及军卒的郡县等，都在加大关中的粮食消耗。
与此同时，汉室还有数万基层官吏，需要中央下发俸禄——粟米。
即便按平均每人每年一百石算，也需要数百万石。
再加上那些带着一家老小几百号人，窝在长安的几百家彻候勋贵，林林总总加到一起，关中每年的粮食消耗，妥妥能够上二万万五千万石。
加上充作税、赋的四千万石，以及官府从民间收购，用作军粮的千万石，关中每年都需要起码三万万石左右的粮食，才能勉强做到自给自足。
粮食产出有四万万五千万，需求却只有三万万，还有一万万五千万石的粮米‘容错率’，去哪儿了？
如此庞大的‘余粮’，为什么关中一出什么风吹草动，粮价就止不住的往上涨？
自然不全是粮商们囤货居奇——如果这个时间点，已经有粮商具备‘吃下万万石粮米’的能量，那绝对活不过第二年春天。
——粮米万万石，折钱近百万万啊！
如今国库加少府一起，都不一定能有这么多钱！
在汉室富可敌国的下场，必然就是被国家视为敌人。
真正的原因是：关中的粮食，并不单单要供给关中，还要从箫关送往北方，以及从函谷关流如关东。
自秦凭借关中之利豪取天下时起，关中在天下人的印象中，就是膏腴之地，天下粮仓。
究其原因，除了关中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以及郑国渠等水利设施外，便是关东、北方糟糕的农耕环境了。
北方自不用说——陇右、北地可耕作土地太少，燕、赵多山丘，上、代二地，更是在汉室受法律认可，连秸秆税都要少收的贫困地区。
关东也好不到哪里去——南方遍地沼池，沿海土地盐碱化，绝大多数地区都很难凭借自身，达到自给自足。
所以每一年，关中都有将近二万万石的粟米会流如关东，以达到粮食市场的相对平衡。
关中人口占天下人口的三分之一，却要承担天下粮食产出的一半以上！
不严谨的说：当关中只能自给自足的时候，关东几乎必然会闹起粮荒。
敖仓存在的意义，便在于此——只有敖仓充盈，关东百姓才会安下心。
因为敖仓有粮，就意味着关中不缺粮！
关中不缺粮，就必然会有粮商，将一车车粮米从函谷运出，售卖于关东各地。
而今年，算是汉初不常见，却也不是第一次的‘意外状况’——关中的粮产，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三万万石左右。
这点粮食产量，别说供给关东了，光维持关中人的生存和朝堂的正常运作，都显得有些吃力。
若有无良商贾再趁机搞点事，粮价顿时就会像后世的比特币一样，蹭蹭蹭涨到天际！
而这个状况，刘弘早就预料到；所以才有后来的粮食保护价政策，以求在这种粮食供应量，刚好接近需求量的时候，避免人心动荡。
至于将敖仓的粮食暂时拿出来，倒也不是刘弘真的想要把这笔粮食吃掉，而是预防百姓因粮食歉收产生恐慌，从而将自家产出的粮食都囤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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