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就是小题大做！我承包的企业我做主，用不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震得办公室墙上的生产进度表都微微晃动。
山娃心里一颤，吃惊地愣住了，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看着曹厂长涨红的脸，看着他眼里那股，连续几年来，被盈利冲昏头脑的狂热劲儿，心里像被一块石头堵住，又闷又疼。
他想，曹厂长变了，他再也不是那个“比肩皆兄弟，天下父母亲。”的曹大哥了，他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无济于事，曹厂长已经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了。
沉默了片刻，山娃缓缓地坐回椅子上，声音低沉而无力，再次提醒劝诫曹厂长说：
“那好吧，我保留自己的意见。真要有那么一天，您可别埋怨我，也别后悔。”
“少说那些丧气话！”曹厂长怒吼道，胸口剧烈起伏着，命令的口吻说：
“赶紧去安排扩产的事情，平泉县的那个鞋厂，待料加工鞋帮的《合同》要抓紧签，生产线24小时运转，不能耽误了交货期！两种款式凉鞋并驾齐驱，扩产提速，越快越好！越大越好！”
山娃听了，再也无话可说了，他要收缩，曹厂长要扩产，两个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心里微妙地发生了裂痕。他只好站起身，脚步沉重地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可他却觉得浑身发冷。车间里传来的机器轰鸣声，此刻听在耳里，不再是生机勃勃的象征，反而像是一步步走向悬崖的脚步声。
接下来的日子，塑料厂彻底陷入了狂热的生产状态。牛津革凉鞋和聚氨酯凉鞋的生产线昼夜不停，机器的轰鸣声、工人的吆喝声、材料运输的推车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看似繁荣的景象。
平泉县的个体鞋厂每天都有卡车送来鞋帮，工厂里也派出了缝纫技术工人，去平泉县鞋厂传帮带，支援他们生产鞋帮。厂区里的仓库很快堆得满满当当，连院子里都搭起了临时棚子存放半成品。
曹厂长每天都穿梭在车间里，脸上挂着志得意满的笑容，时不时接受县电视台和报社的采访，对着镜头畅谈塑料厂的发展规划、和县里提出股份制试点的设想。
工业局和县政府的领导也多次来视察，看着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对塑料厂的股份制试点计划寄予了厚望。
1992年8月6日，县委办公室传来通知，要求塑料厂尽快开展清产核资工作，为引入股份制企业机制做准备。消息传来，曹厂长更是喜不自胜，在全厂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宣布：
“咱们塑料厂要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了！等股份制改革完成，咱们就能募集更多资金，把工厂做得更大更强！”
台下的工人纷纷鼓掌，脸上洋溢着憧憬的笑容。只有山娃站在人群中，望着远处天边渐渐聚集的乌云，心里一片沉重。他知道，一场看不见的风暴，正在悄然向这座看似繁荣的工厂袭来。那堆积如山的产品，那紧绷的资金链，就像暗礁一样，潜伏在狂热的生产热潮之下，随时可能让这艘疾驰的航船触礁沉没。他悄悄握紧了拳头，心里默默祈祷着，希望自己的担忧只是多余的。
1992年的8月，兴隆山城像被扔进了火炉。毒辣的日头悬在头顶，烤得柏油路发软，路边的梧桐叶蔫头耷脑地卷着边，连空气都带着灼人的温度，吸一口进肺里，都像要烧起来似的。整个县城静悄悄的，只有知了在树上拼了命地嘶鸣，声音里都透着股被暑气蒸透的疲惫。
8月8日傍晚六点，原本该是暑气稍减、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的时候，天空却骤然变脸。刚才还万里无云的晴空，眨眼间就被从西北方涌来的乌云盖得严严实实，黑沉沉的云层低得仿佛要压到屋顶，连太阳的余晖都被遮得一丝不剩。狂风先是带着股凉意掠过街道，卷起地上的尘土和纸屑，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在县塑料厂的上空炸响，“轰隆——”一声，仿佛要把天劈开，豆大的雨点紧跟着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打在厂房的铁皮屋顶上，发出密集的声响，瞬间就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雨帘。
就在这风雨交加的时刻，塑料厂的小会议室里，气氛却比外面的雷雨还要凝重。
县长顾问陈天安推门而入时，裤脚还带着湿漉漉的雨痕，他抹了把脸上的水珠，眉头紧锁，没等坐稳就开口道：
“时间紧迫，咱们就不绕弯子了。”
他身边的县长刘问宇点点头，脸色同样严肃，县体改办主任何艰桦和工业局局长侯展奇也跟着落座，两人手里的公文包还冒着湿气，显然是急匆匆赶来的。
“曹厂长，赵副厂长，王副厂长，你们都来了。”刘县长抬眼看向门口，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
曹响刚踏进会议室，就被这阵仗弄得心里一紧。他今年四十出头，皮肤黝黑，眼神锐利，是塑料厂的主承包人，凭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把原本半死不活的塑料厂经营得有声有色。此刻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袖口挽着，手里还攥着刚从车间拿出来的扳手，脸上带着些许诧异，疑惑不解地问：
“陈顾问，刘县长，这么大的雨，您几位怎么突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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