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重大的御前会议并没有影响到普通人正常过年。
张伟带着家人守岁后，大顺十二年正式到了。
新年的第一天，张伟给儿女们都准备了压祟钱，看着自己逐渐增多的子女，张伟有点感觉到，自己未来必定是压力山大呀。
新的一年，对张伟本人来说，最大的事件就是三月份阿荷给自己生了第四个女儿，张伟取名为张婉宁，阿荷也被张伟正式纳为妾室。
其次就是自己在刑部不再算新人，已经完全融入到刑部的氛围中去了。
其他的，这一年也就是普通的一年。
但是对于整个大夏王朝来说，大顺十二年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首先是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朝廷于大顺十二年二月正式下旨，实行“摊丁入亩，统一商税“，两项新的税政。
前者摊丁入亩，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负担，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后者“统一商税“则是取消了权贵官僚经商时免税或减税的特权。
实行新法后无论是什么商行，包括皇商都统一按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抽税。
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也让皇商和官商在税率上回到跟普通商户对等的地位。
很多民间的商人都感觉生意好做多了，从而积极投资，极大的活跃了民间资本。
这两项诏令一出，代表着被后世史学家极力称赞的“大顺盛世“的全面来到。
后世有“民间“史学家在某个社交平台上评价这两项政策，称其至少为大夏王朝续命一百年。
对于国家和朝廷的意义暂且不论，对很多个人而言，大顺十二年也是极其重要或者值得怀念的一年。
对于这两项国策的幕后推动者，帝师，副相张达来说，这是悲喜交加的一年，喜的是自己的理想报负终于部分的实现了。
悲的是自己教授了二十多年的学生，当今的圣上觉得自己背刺了他，现在已经开始疏远自己。
以前想进就进的皇宫内庭，现在只能一次次被告知：“圣上不见张相，请回吧。” 对于邹姑父来说，大顺十二年是他仕途的新起点。
邹姑/父从礼部郎中升到福建右参政，不仅仅是官位从从四品升到了正四品，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外放地方，成为一省大员，打通了他再次上升的渠道。
(解释一下，本书设定，六部的郎中包括邹姑夫的礼部郎中，刚开始时担任时是正五品，时间到了，可以升为从四品，同理，福建右参政可以是正四品，也可以高配一级为从三品，其他官员的品级也是类似的情况。)
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邹姑父，自然也有宦海不如意的邹二伯。
今年的鸿胪寺卿之位被别人夺走后，邹二伯一下子老了许多，对公事也不再上心了，一心管教起儿孙的学业来。
对于此事，张伟悄悄找邹老四邹桐问过了：“吕阁老没帮二伯说几句话吗？“
邹桐：“唉，吕阁老对督察院之外的事很少关注，对我父亲此事更是一言不发。“
大顺十年乡试又没中的邹标被要求明年无论如何也要考上举人，而邹老四邹桐的目标则是后年的会试。
真是一对苦命的兄弟。
对于张伟的恩师刘尚书来说，大顺十二年也是非常好的一年。
自从上次的御前会议上，大顺帝心里的老师，副相张达率先向皇庄皇商开炮后，大顺帝开始疏远起张达来，转而对刘尚书这种当年的侍读先生更加器重起来。
大顺帝经常频繁的召刘尚书入宫商讨刑部以外的国事，不免让刘尚书生出了一丝自己可以进入内阁的野望。
对张伟的直接主官，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高少平来说，大顺十二年则是他对六部生涯失望的开始。
高少平在刑部郎中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七年多了，品级虽然熬到了从四品，但职位再也升不上去了。
在六部，想从从四品的郎中一下子升到至少是从三品的侍郎，实在是太难了，一般都要到地方去当一届布政使和左右参政（也就是邹姑父走的路子）才可能回六部任侍郎。
令高少平烦恼的是，自己连外派的门路都找不到。
对于张伟的父母而言，今年又是想儿子和孙子孙女的一年。
儿子有了大出息，不仅在北京城当了官，还给自己两人挣了个诰命。
现在连县太爷都对自己两口子恭敬有加，其他人见了他俩都直接喊：“老太爷，老太太“。
生活物质上都极其满意，两个女儿也经常回家看他们两口子。
唯一缺点就是儿子一家离他们太远了，以前儿子一家在长沙的时候他们还能时不时跑到长沙去看一看。
但儿子一家去了北京后，北京城实在太远。
即使儿子儿媳派人接他们去北京，他们也不敢离家这么远去北京，特别是张母李春花的身体根本受不起长途的奔波。
老两口听说张伟现在有了两子四女，但他们见过的只有一子二女，老两口子做梦都想见见自己孙子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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