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一边喝一边问道：“正赋都拖欠？他们欠了多少？“
“那可就多了。“曲端苦笑了起来：”就拿池家寨子的池乐川池老爷做例子吧，光是投寄在他名下的田亩就有两千多亩，积年欠下的正赋就不说了，历年来的辽饷就一文都没交过。“
“什么？“刘成闻言一愣，这辽饷从万历四十六年始征，到现在一共征了五年，按照每亩九厘白银计算，光是投寄在他名下的那两千多亩田地就是小两千两白银，刘成可不认为那位池老爷是个大善人，拖欠官府的税款的会不找农户索要：”他是什么人物，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池乐川他兄弟是个秀才，在县里包讼的事情做了不少，他自己会些枪棒，家里颇有田产，收容了一些无赖少年，平日里就横行乡里，又和衙门里的书吏与三班衙役交好，一起勾结起来。县官们干完一任两任便走，维持局面都来不及，无论是收粮征役都离不开他，讨好都来不及，如何会和他为难？“
看着曲端一脸的苦涩，刘成下意识的将嘲讽的话语又咽了回去。在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种中央皇权与地方豪强争夺基层主导权的斗争实在是太常见了，从总体来看，中央皇权在基层的控制力实际上是在不断衰退的，秦汉时候还能直接动员基层民众，而到了明清两代已经几乎将县以下的权力完全交给缙绅集团了。究其原因很简单，秦汉中央皇权是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达到这种高度的控制力的，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就用鲜明的笔触描写了那些代表皇权的酷吏们与地方豪强的残酷斗争，在太史公的笔下，这些酷吏们玩弄条文，动辄采用族灭、酷刑、连坐等极其残酷的手段打击镇压地方豪强和贵戚势力，可以说没有这些只忠实于皇帝一人的酷吏们对地方与贵族势力的打击，汉武帝消耗巨大的征伐四方的武功是不可想象的。而汉武帝时制定的监察官员刺史职责的“奉诏六条察州“中的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与第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都是防止地方官员与地方豪强勾结起来。不难看出，至少在西汉中前期，中央委任的地方官员与地方豪强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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