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军部的路上，王海涛问起唐仁礼青霉素的库存情况，唐仁礼答道:“军座，我们后勤处的青要素库存只有一千支，还要供应野战医院的使用，只能勉强够用。”王海涛愣了一下说道:“怎么这么少？一千支够干什么的？”唐仁礼谷道:“就这一千只，还是从远征作战调拨的药品中节省下来的，否则能有五百支就不错了。”
王海涛又问道:“那制药厂那边产量如何？”唐仁礼答道:”据说产量增加了不少，不过军统局接管了制药厂后，我们的联系就少了，情况也不是十分清楚。“王海涛又愣了一下问道:“制药厂什么时候被军统局接管了？我们派去的警卫营呢？还有厂长不是我们任命的吗？怎么会听军统局的？”
唐仁礼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道:“军座啊，你带部队远征缅甸，前脚走，后脚军统局的人就拿着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来找我，由何应钦部长亲自签发的命令，要制药厂由军统局全面接管，我们难道抗命吗？所以警卫营撤回来了。厂长和厂里工人人家倒是留用了，但是听说待遇差多了，还不许离开。”
王海涛一听不由心头火起，板着脸问道:“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唐仁礼看着王海涛气愤的面容，有点委屈的说道:“军座，你一回到龙州没二天就去了广州，广州回来又负了伤，苏参谋长他们吩咐先不告诉你，以免得你生气。”
王海涛明白苏祖馨他们也是为自己着想，没法责怪他们，他气的是老蒋跟自己玩起了斧底抽薪的把戏，趁自己不在家，就把制药厂给占了。按说现在这种战争时期，青霉素这种有战略意义的药品是应该掌握在国家手中，老蒋以政府的名义接管制药厂，也无可厚非，但不跟自己打个招呼，还在背后这样做，就不对头了。
回到指挥部，王海涛想通过龙州医院调一些青霉素过来，便一个电话打给了龙州医院的弗兰克院长。接到王海涛的电话，弗兰克院长很热情，双方寒喧了一番后，王海涛说起了调用青霉素的事。弗兰克院长在电话里就抱怨开了:“王将军，我们龙州医院一个月才能拨给三百支青霉素，连自己都不够用，哪还有多余的给您，为这事我还想找您去和上面说说，看看每个月能不能多拨给我们一些呢！“
听说这么大的龙州医院一个月也就才三百支，王海涛心再也无法忍耐了。他喊来唐山豹，让警卫旅集合一个团，就要亲自带队，去把制药厂重新给占下来。警卫二团刚奉命集合，苏祖馨和唐仁礼、唐仁信就闻讯赶来了，苏祖馨进门就喊道:“军座，你先别急着行动，要三思啊！”
王海涛说道:“三思什么？制药厂本来就是我的，老蒋不声不响的说占就给占去了，我今天就要把它拿回来。”苏祖馨拦在王海涛面前说道:“军座，老蒋这事做的的确不厚道，但青霉素是你亲自交上去的，他们做的也没错。你今天拿回制药厂容易，但老蒋以政府的名义兴师问罪，军座难道想和老蒋兵戎相见吗？”
苏祖馨的话一下击中了王海涛的要害，现在和老蒋闹翻，得利的只能是小日本，这可是王海涛决不想看到的。王海涛沉默了下来，半天后才问道:“老苏，那你说该怎么办？”苏祖馨答道:“这样，第一你以九十军军长的名义向重庆方面要求调拨药品，第二发电给军统局戴局长，以私人名义请戴局长在老蒋面前为你说说好话，你和戴局长不是还有点交情的吗。”
王海涛一听，如果不想和老蒋闹翻，也只有如此，但自己答应爷爷的事该怎么办呢？真是太棘手了。看样只有先等一等，看重庆那边怎么回话以后，再决定该怎么办了。想到这王海涛立刻起草了二封电文，喊来机要员，让其马上发出去。
第二天重庆的回电到了，经老蒋特批，给九十军调拨五百只青要素，另外龙州医院的月供数量不能增加，理由是现在制药厂产量太低，各大医院都急需此药，尤其是在前线的野战医院更是有众多伤员在等着此药救命。现在重庆那边己经在筹备制药厂了，等产量提高，后才能考虑增加龙州医院的月供数量。
这个理由是王海涛无法反对的，战争时期，自然一切以为战争服务为主，前线的伤病员然是最需要这此药品的人。只是就算自己把这五百支青霉素都交给爷爷又能起多大作用昵？他又怎么穿越无数关卡，带着药品回皖南去呢？这些都是问题。
王海涛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了办公室，想了一个上午，终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青霉素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写出来，交给爷爷带走。正所谓:授人于鱼不如授人于渔，让共产党自己去办个制药厂，不是问题就都解决了吗？他想到了就去做，趴在办公桌上把所有关于青霉素的制做方法都写了出来。
王海涛根本就没去想，纸包不住火，这事要是让老蒋知道了，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考虑到共产党经费有限，王海涛又拿出一千条“大黄鱼”（十两重四个九的金条）来，准备一齐给爷爷，当做办厂的资金。做完这些，王海涛又让唐仁礼拿着重庆的批文，去制药厂把五百支青霉素提回来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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