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潇湘省委八楼，午后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长长的会议桌上，照亮了一张张或沉静、或沉默的脸。
这是一次非例行的省委专题协调会，议题却异常敏感——关于机制复制的第二轮试点选址，以及相关干部队伍的“先行调整建议”。
会议由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尚民主持，列席的，除了组织部长许宏志，还有省纪委书记王平、政法委书记韩士同、副省长唐志衡，以及来自三地市的书记和组织负责人。
氛围很微妙，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只是一次政策协调会，这是一次政治站位筛查会。
李尚民扫视全场，缓缓开口：“第一轮机制复制以邵陵为起点，省委高度关注，目前各方面反馈积极。但第二轮，我们不能盲目扩张。”
“建议由组织部初步拟定试点建议名单，优先考虑中部三市——衡洲、怀远、潭宁。”
许宏志点头：“衡洲干部队伍结构相对合理，财政体系完善，且此前参与过星城数字财政平台对接，是理想的第二批样板点。”
他话音刚落，省纪委书记王平缓缓开口：
“我认为，不能只看数据逻辑，也要看干部生态。”
“衡洲表面干净，实则权责界限模糊。机制复制进去，很可能触动某些固有利益。”
“若干部系统不能匹配，机制再完美也会跑偏。”
这是明显的“技术派”与“制度派”之争。
再往深一层——谁来定点？谁的人先进入？谁控制第二批机制主导权？这才是真核心。
李一凡没出现在会场，但他的名字，一直像风一样飘在会议室上方。
“星城经验是成功的，但不能照搬。”副省长唐志衡坐在末席，淡淡开口。
“机制不是万能钥匙，星城模式是在地方强势推动下形成的，别的城市干部，未必接得住这个节奏。”
他这一句话，实质是借“节奏”反对李一凡的复制路线——对的是机制，打的是人。
许宏志神色不变，翻着文件，一言不发。
而真正压轴的人，是赵建国。
他缓缓翻开资料，抽出其中一页：
“衡洲市委组织架构三年未动，平均年龄48岁，一级调研员比例超省均线12%。”
“上一轮省级巡视时，反馈最多的不是腐败问题，是‘干部系统老化、激励无力’。”
他抬眼扫视会议室，淡淡道：
“你们要不做机制试点，那就按旧办法，继续稳着。”
“但别到时候又说‘干部没人接班’。”
会议室再次安静。
没人敢接这句话。
就在此时，中央组织部政策机制司发来一份简报，送至潇湘省委。
简报主题只有一行字：
【关于推动地方机制模型升级为国家治理模块预研通道建议草案】。
全文不过六百字，却包含三个关键点：
1. 星城市机制模型已进入“成型观察期”；
2. 潇湘省复制计划纳入“制度可迁移性评估”；
3. 若试点连续成功，将考虑设立国家级“制度观察中区通道平台”。
赵斌拿着这份简报送到李一凡办公桌上，语气兴奋中带着一丝紧张：“书记，这是中央给的试点通行证。”
李一凡扫了一眼，只说了一句：
“我们该上牌桌了。”
当天下午，李一凡亲自主持星城市委常委会。
“机制复制不是复制制度框架，是复制一种政治意志。”
“我们不仅要交出数据、平台、模型，还要交出人——人，才是制度真正的承载体。”
他语气平稳，却透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压迫感。
“组织部准备人选名单，邵陵之后，我们要有人去怀远、去衡洲，不是试水，是接管。”
“我不要求你们所有人都主动站出来——但我需要知道，谁是可以交战的。”
常委会后，赵斌问：“书记，第二轮真准备开打了？”
李一凡只是冷笑：
“他们不是说星城是特例？”
“那我就给他们做出十个‘特例’。”
与此同时，中微科技在星城发布“嵌入式计算节点开放计划”：
【中微将向机制平台提供端到端硬件接入方案，包括数据采集器、区域边缘计算器、专属逻辑芯片三大模块。】
【技术标准将同步向国家标准委员会备案，力争在机制平台内部构建独立运算闭环。】
这个公告在业内掀起轩然大波。
美国Applied材料公司发出一份“行业预警”，点名中微“试图绕过国际通行软硬件评估流程”。
欧洲半导体产业联盟发声明：“若中微强行推动区域封闭硬件网络，可能对全球技术共享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李晓薇看到新闻时，直接冷笑：
“他们怕的，不是我们技术封闭，而是我们不再使用他们那套评估体系。”
“中微不是做设备的，是在做制度的物理壳。”
深夜，李一凡办公室。
桌上摊开三份名单：衡洲、怀远、潭宁的主要干部结构分布图。
他一页页翻着，偶尔在某些名字旁圈上一笔。
何国庆走进来，低声问：“书记，我们挑哪一座城市做第二个爆点？”
李一凡头也不抬：
“先看哪一个市的旧系统，已经烂得不能修了。”
“这次不是改革——是重建。”
“我不是来铺制度的，我是来铺未来国家的运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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