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韬的眉毛拧在了一起，提出疑问：“我们俩十一月的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你也提到过这件事，我以为工作人员能找到那份报告，但他们呢没有找到任何文件。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竟然没有人能找到那份毒理学报告？尽管林纾泽和他的朋友都作证说你离开派对的时候很清醒，而且陈光也说你通过了清醒测试。”
吴文韬接着说，“作为一名执法人员，你觉得，没有这份记录说得通吗？”
“我记得在救护车上，”程长婧说，回忆起，她记得自己坐在担架床上颤抖着，护理人员检查她是否受伤。
尽管空气很温暖，程长婧还是冷得发抖。
“我记得护理人员手里拿着一根针。”
吴文韬快速地翻阅着那本卷了边的档案，问：“你因为突发休克接受了治疗，有没有可能当时你只是被输了液？”
不，因为她看到血充满了试管。
不是吗？还是她的记忆本来就是混乱的？
“我……我不确定了。”
谋杀案发生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大多是模糊的，但程长婧记得检察官把她当作重点证人，同时也把她当作一个悲痛的女儿，他把她描绘成一个受苦的、脆弱的孩子，需要被小心对待。
程长婧很感激他的善意，但她知道这也让陪审团对她产生了同情。
她那时太天真了，她相信只要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人们就足够了，但经历了审判的全过程让她明白，检察官案件中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经过精心策划，甚至包括服装和举止。
检察官在审判前几天让她经历了一次严格的模拟交叉询问。
从那悲惨的一天之后，噩梦就开始了。
程长婧在父母被杀后上大三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培养出了一种读懂他人的能力。她保持着警惕，总是高度关注人们的肢体语言，因为每个人的行为都带有自己的目的。
“程长婧？”吴文韬看起来很担心，“你没事吧？”
“没事，”她说，“我只是在努力理清这一切，我发现父母的时候，绝对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的意识绝对清醒。辩护方把我醉酒的事情透露给记者，不过是想让更多人站在姜明那边。”
“公众舆论可能会影响这个案子，除非辩护方有证据证明你喝醉了，否则这个论点在法庭上站不住脚。DNA肯定会有影响，但莫语霏肯定没有一个样本会与姜明的DNA匹配。她正在推动紧急检测，因为他认为他作为一个无辜的人，已经在监狱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
姜明肯定骗了那些人。
“检方也在进行自己的检测，对吧？如果他们雇佣了一些独立的……”
“辩护方把它送到了市里的犯罪实验室，”吴文韬说，“不会有任何偏见或错误结果的可能。”
“很好。如果检测结果匹配，他们会知道自己都干了什么蠢事。”
“程长婧，你看过证据吗？”吴文韬问，“我知道保持客观很难，但也许现在是你该看一下证据的时候了，我们可以提供照片和所有报告的副本……”
“我得先抓住眼前的凶手，”程长婧站起来准备离开，“从现在起，请随时告诉我最新情况，好吗？”
她一直强忍着眼泪，直到电梯门关上。
如果莫语霏不相信姜明是无辜的，她就不会接手这个案子。
为什么会有生物证据没有被检测？
为什么这个她被告知是铁证如山的案子会有这么多不一致的地方？
她还被撒了多少谎？
姜辞的脸在程长婧的脑海中闪过，他想让程长婧和姜明谈谈，了解聚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程长婧明白，不管他哥哥跟他说了什么故事，姜辞都会相信。
但她不相信。
陈光和检察官证实，姜明是从她开着的卧室窗户爬进来的，把她书桌上的一堆东西碰掉了，包括台灯。
他们当时描述了一幅详尽的画面：程长婧的父亲拿着一把刀去调查噪音，程长婧的房间一片混乱，她的书桌被撞倒了，镜子也在打斗中打破了，她父亲脖子上的勒痕表明，姜明很可能试图用台灯线勒死他。
警察认为，就是在那时她父亲丢了刀，姜明用刀捅死了他，程长婧的母亲很可能试图帮助她的丈夫，在某个时候跑回卧室打电话求助，手机被扔到一旁……
吴文韬对最初的调查表示怀疑，这让程长婧很担心。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吴文韬一直为被告的正当程序辩护，因为这是获得真正定罪的唯一途径。
他曾在法庭上说过，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定罪。
如果他不相信姜明有罪，他会有多努力地为证明姜明有罪而辩护呢？
在DNA结果出来之前，姜明可能就会被释放，而这是程长婧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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