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物价应对经济危机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期间，从7世纪70年代开始，唐朝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挑战。咸亨元年（670年），谷物短缺情况尤为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资源。随后的几年里，歉收、洪水、干旱、虫灾以及饥馑接连不断，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永隆元年（680年），粮价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这一危机，朝廷认为高物价是由于市场流通货币过多所致，因此决定大幅削减新币铸造，并加强对私铸货币的打击力度。同时，大量农民因不堪重负而逃离原籍，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流民，这对国家财政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尽管面临这些严峻的经济和财政挑战，高宗仍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为控制物价，朝廷实施了多项有效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其影响深远，贯穿了整个唐朝。例如，在调露元年（679年），政府甚至用谷物交换私铸的钱币，以减少市场上非法货币的数量。
早在永徽六年（655年），京师便成立了常平署，作为调节市场价格的机构。当物资供应充足时，常平署会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商品；而在物资短缺时期，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以此来稳定物价波动。这种机制后来被推广到全国各州，设立了类似的粮仓，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物价浮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即使有这些努力，高宗去世时，经济和财政危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留下了需要后继者继续应对的难题。
大搞水木工程建设
与此同时，唐高宗在位时也进行了大量土木工程建设，增加了民众的劳役负担。例如，在显庆元年（656年），他下令重建隋炀帝时期的紫微宫正南门应天门；显庆五年（660年），又在神都苑建造了宏伟的合璧宫。此外，龙朔三年（663年）对蓬莱宫（即大明宫）进行了大规模修缮，麟德二年（665年）在乾阳殿旧址上建成了新的乾元殿，并在洛阳建立了宿羽宫、高山宫和上阳宫等建筑，这些宫殿无不以壮丽着称。狄仁杰曾批评这些工程过于奢侈，耗费巨大。
这些举措不仅反映了李治对于文化和宗教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当时唐朝国力的雄厚。不过，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频繁的宗教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武则天的影响
高宗同武则天是否为真爱，这事既复杂又充满了争议。历史记录往往侧重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而非个人情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他们的关系显然是非常紧密的：李治对武则天有着高度的信任，并在她成为皇后之后逐渐赋予她更多的权力，最终让她参与到了国家大事的决策中。这种信任与合作不仅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纽带，也使得武则天能够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影响力。
“凤鸣朝阳”
永淳元年（682年），尽管国家面临粮食短缺和外敌入侵的困境，高宗李治仍然决定在嵩山之南建造奉天宫，意图遍封五岳以彰显皇权。面对李善感的“当前国事艰难、民不聊生”的直言进谏，高宗并未改变其建设计划。而李善感的这次勇敢劝谏打破了长达二十年无人敢直谏的局面，被时人誉为“凤鸣朝阳”。
曾计划逊位
上元三年（676年），高宗李治的健康状况因风疾恶化而愈发不佳，他考虑退位，将朝政大权交予天后武则天摄政。这一决定引起了宰相郝处俊的担忧，他向李治进谏说：“陛下为何打算亲自将皇位传给天后？这天下乃是高祖与太宗所奠定的基础，并非陛下个人之私产。陛下应当谨守宗庙，确保皇位传承于李氏子孙之中，绝不可轻易让国于他人，尤其是皇后。”郝处俊的话语强调了维护李唐皇室血脉正统性的重要性。李治听从了他的建议，放弃了逊位的想法。
得知此事后，武后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影响力。她召集了一批博学多才的文人学者，编纂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和《乐书》等着作，总计约一千余卷。这些书籍不仅展示了她的文化修养，还通过传播特定的思想观念来影响朝廷和社会舆论。此外，武后秘密下令参与审查官员们的奏折，以此方式逐步分担并削弱宰相的权力，从而加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此番举措显示了武则天对权力运作的敏锐洞察力及她在政治舞台上的雄心壮志。
患病离世
次年，即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前往奉天宫欲行封禅中岳嵩山之礼，但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随着病情的恶化，唐高宗不得不将部分权力交给皇太子李显，并任命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为辅政大臣。
同年十二月，李治颁布诏书改元弘道，并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道教观宇，根据各州等级设立不同数量的道士观。这项政策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道教建筑兴建活动。然而，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高宗最终未能亲自登门宣读赦免书，而是让百姓在殿前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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