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皇亲国戚的严格要求
唐代宗对皇亲国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容许他们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年）七月，皇姨弟薛华因私人恩怨杀害了三人并试图掩盖其罪行。事发后，被代宗拘捕入狱并赐死。此外，升平公主请求保留自家水磨以利农田灌溉时，李豫坚决拒绝，并强调诏令是为了百姓利益。公主随即拆除自家水磨，成为成为一时佳话。这些举措显示了唐代宗作为君主的公平与正义。
改革选制，促进吏治清明
唐代宗在位期间还积极推动选制改革，力求吏治清明。宝应二年（763年），他命令尚书左丞杨绾负责东京选拔，礼部侍郎贾至负责东都举荐，开创了两都分举选的先河。这一改革也是为了提高选官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从而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为唐朝的政治生态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这些措施，代宗不仅展现了其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唐王朝的政治环境，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人失误，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代宗在用人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洞察力，但他的任命决策并非全无瑕疵。早期，代宗任用元载为宰相，然而元载专权自恣，贪污腐败，贿赂成风；到了晚年，改任常衮为相，虽然常衮上任后确实遏制了贿赂现象，但在识人用人上却显得鉴别能力不足，未能明辨贤愚，导致人才得不到合理的任用，朝政效率大打折扣。
当时京师还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隐，愚者前”。生动地揭示了这些用人失误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也表明，代宗李豫在某些方面的用人策略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留下了遗憾。
崇信佛教，造成财务负担
在身边朝臣元载、王缙、杜鸿渐等人的影响下，李豫渐渐开始崇信佛教，为此供养了大批僧人，兴修佛寺。这些举措虽然体现了他对宗教的虔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给财政造成了负担。
每逢边疆危机时，他常依赖宗教仪式寻求庇护，如永泰元年（765年）九月，吐蕃军队逼近奉天，京师戒严之际，李豫命令人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分别送至资圣寺和西明寺，并且在两寺设立百尺高座，由僧侣高声诵读，以期禳灾祈福。随着吐蕃军进一步逼近京师，这一活动才被迫停止。同年十月，当吐蕃军进至邠州时，代宗再次命令僧人在资圣寺讲诵《仁王经》。
大历二年（767年）六月，宦官鱼朝恩请求将自己所获赐的宅第改建为章敬寺，以此为已故章敬太后吴氏祈求冥福。该寺建造得极其宏伟壮丽，甚至不惜拆毁曲江及华清馆以获取材料。尽管进士高郢上书劝谏这一劳民伤财的行为，但李豫并未采纳其建议，继续推进工程。李豫不仅个人虔诚信仰佛教，还在宫中供养了一百多名僧人，其中包括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不空法师，后者因其深厚的佛学造诣而被封为国公，出入宫廷如同权贵，享有极高的地位。“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这话也反映出了当时佛教势力在经济上的膨胀。
此外，李豫下令禁止鞭打僧尼，并在五台山修建金阁寺，使用铜制并涂金的瓦片，耗费巨大，达到了“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的程度。在他的影响下，朝廷内外的官员们纷纷效仿，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转向崇尚佛教，出现了“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的现象，政事与刑法也因此日益混乱。这些举动虽然体现了李豫对佛教的崇敬之心，但也暴露出他对宗教事务过度投入的问题，进而影响了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
此时期的政策选择，反映了唐代宗试图通过宗教来安抚人心、巩固统治的愿望，然而过度的宗教信仰支持最终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使得国家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消耗于非生产性建设方面，从而影响了实际的行政效率和社会发展。
突然患病离世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初二，唐代宗李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他已经无法上朝理政。面对这一紧急情况，为了确保朝政的连续性和稳定，五月二十一日（即6月10日），李豫正式任命太子李适为监国，赋予他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当天夜间，李豫在长安的大明宫紫宸内殿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同年八月，群臣为李豫上谥号“睿文孝武皇帝”，庙号定为“代宗”。原本应使用“世宗”作为庙号，但为了避免与唐太宗李世民名讳中的“世”字冲突，故改为“代宗”。十月，唐代宗李豫被葬于元陵。十二月，其神主牌位被迎入太庙，完成了祔庙之礼，这不仅是对逝去君主的崇高敬意，也象征着新帝李适正式接过了治理国家的重任。
有关李豫的一些逸事
天赋异禀
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是关于他对音乐的喜爱。据说唐代宗非常喜欢音乐，尤其是羯鼓。有一次，他听到一位名叫李龟年的乐师演奏羯鼓，被深深打动，便邀请李龟年入宫教授自己羯鼓技艺。由于唐代宗勤奋练习，技艺大进，以至于后来有人称赞他说：“不是李龟年教得好，而是陛下天赋异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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