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卿伯初来，也是大开眼界，看着毕自严缓缓向吕维介绍大明当下最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征辽饷征的越多，问题也就越严重。
这个问题围绕着白银产生，这也是吕维一知半解最为好奇的。
按着他的想法，南方粮食高产，自然粮价较低；北方产粮不足，自然粮价高。
应该花钱搞南粮北运，以缓解北方的粮食压力……可事情真如他想的这么简单？
而他最近又知道历代皇帝有一笔小金库，来源叫做金花银。金花银是英宗时期把江南五省本该解压到北京的四百多万石粮食折算成一百万出头一点点的银子送到皇城，是皇帝的私房钱，遂形成惯例。
相当于一两银子换四石米，一石米才两钱五分银……吕维感觉亏大了。
现在毕自严的解释围绕着白银引发的问题讲述当下的问题，也和这笔金花银有关，毕自严的感觉是亏的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东南海上贸易的发展，导致每年有四百万左右的白银流入，白银泛滥贬值，其他物价自然上升。结果就是东南地区虽然产粮，可粮价也很高，一石米市价能卖一两半，甚至能卖二两银。
所以，产粮的南方，粮价比北方，比北京还要高。再算江南五省金银花一事，原本应该解送北京的四百万石大米，相当于南方市价七八百万两银，但这五省只出一百万两银就能完事儿。
辽东粮价很高，偏偏朝廷拿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军，只能发放银俸，致使辽地粮价始终居高不下，从辽沈大败一石粮食十二两，到后面的一石粮食七八两，再到最近的一石粮食二三两，才算相对稳定下来。
这意味着朝廷从天下各处搜刮来的六七百万两辽饷砸到辽东去，其效果甚至还不如二百万石大米来的实在。
大米可以吃饱肚子，能稳定物价，能让军士养家糊口安心操练、备战；可银俸呢，每月一两三钱的军饷，买不来五斗米，军士连家人都养不活，还有什么心气去训练？还有什么战斗意志可言！
拿不出粮食，给白银，大量的白银冲击下，不仅辽东经济崩解的一塌糊涂，建奴方面也好不哪里去，冬季缺粮时几次达到过一石米四十两的巨额高价。大量的白银聚集在辽地……又加剧了走私的泛滥，商人可不管银子怎么来的，是银子就行了。
毕自严与吕维也算是不谋而合，他提议罢江南五省金花银，从明年重新起征四百万石本色，并在两淮船厂、天津船厂大造运船，增加运力，方便运输这四百万石粮食。
这笔粮食必须征上来，有了这笔粮食不说盘活辽镇，起码能稳住辽镇经济，让士兵家属可以吃饱肚子，让他们可以专心操练。
而且粮食的妙用有许多，多到了毕自严不敢说出来。
粮食贪污很不方便，哪有银子运输、贪污方便？
最为关键的是，只有死死卡住辽军的口粮，辽地将门集团才能蓬勃发展……银俸军饷发的时候克扣一些，发到军士手里，军士要买粮养家，又要经过市场剥削，倾家荡产毫无积蓄。
市场谁说了算？当然是商人说了算，商人背后就是辽西将门，和一级级的官员！
每年砸过去的辽饷，最后就被这些人用粮食从士兵手里淘的一干二净！
很多士兵破产逃亡，再要么沦为辽西将门的附庸，成了辽西将门威慑朝廷的帮凶、爪牙。
这种风气已然开始，但还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身为督饷转运左侍郎、天津巡抚，毕自严很清楚辽镇的情况；他还有亲弟弟叫毕自肃，和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一起陪伴袁崇焕镇守宁远立下大功。朝廷该知道的事情，他知道；朝廷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他也知道！
立刻吕维与毕自严就达成了共识，可毕自严面有忧虑：“外臣提议罢金花银改征本色，江南诽议必然蜂起。外臣不惧言官参劾，可就怕两淮、天津船厂所造运船被奸贼焚毁一空。”
“先造船，年底再宣布此事。”
吕维已下定决心，哪怕江南五省有民变，有叛乱，这四百万石本色大米必须收到北京来，本就是大明祖制，是英宗皇帝花钱大手大脚，才弄出这么个鬼主意，几乎就是皇帝和江南五省勾结的一起典型偷税漏税。
四百万大米，是户部的，是国库的；经英宗皇帝这么一搞，他这个皇帝和后续皇帝每年多了一百万零花钱，可国库却损失了四百万石大米的收入。
同时江南五省减轻的不仅仅是金花银、粮食市价之间的差额，他们也免去了将这四百万石粮食运到北京的巨额人力、物力投入！
换言之，江南五省拿出这一百万的金花银，省去的民力、物力损耗，折算一下大约能有四百万石大米的两倍，到三倍。这里不能用贬值的白银来算，用粮食来算最能体现江南五省获取的利益。
五省士民一年积蓄这么多财富，一年年下来自然士殷民富，温饱不愁有了闲钱文风大盛，要么走科举这条通天大道，要么经商搞手工业，再要么也有余力开发水利……五省士民每年少支出的这笔损耗，几乎成了江南发展的持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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