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具体该怎么办呢？”斯大林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看似折中，实则暗藏玄机的方案，“首先，我原则上同意，在当前情况下，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是必要的，这是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城市供给的基础。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交换了一个略显满意的眼神，但斯大林接下来的话让他们立刻警惕起来。
“但是，”斯大林强调道，“提高价格不能是无条件的，更不能变成对富农投机行为的奖励。我们必须同时加强农村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要区分对待。对于大多数守法的中农和贫农，我们要保证他们能从提价中得到实惠；但对于那些试图操纵市场、囤积居奇的富农，各级苏维埃和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必须加强监督和打击力度。这需要一套精细化的、区别对待的政策，而不是一刀切。”
他这个方案，既部分采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高价格的主张，又融入了托洛茨基强调阶级斗争和专政的要素，看似不偏不倚。
然后，斯大林抛出了最关键的一招：“因此，我建议，这个‘调整农村粮食收购价格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方案，由党中央书记处牵头，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格别乌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共同组成一个专门的工作委员会来负责起草。工作委员会要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地方党组织的意见，尽快拿出一个周密可行的方案，再提交政治局最终决定。”
这个提议，表面上是将任务交给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委员会”，体现了集体决策和深入调研。但核心在于“由党中央书记处牵头”——而斯大林，正是党中央总书记。这意味着，他实际上将主导这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的制定过程。他可以通过书记处控制调研方向、筛选信息、安排人选，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最终方案符合他的政治意图和权力布局。
托洛茨基立刻嗅到了其中的权力意味，他冷哼一声：“书记处牵头？斯大林同志，你是想把经济政策的具体制定也纳入党务系统的管辖范围吗？这不符合党政分工的原则！”
季诺维也夫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斯大林扩大权力的举措，他立刻反驳：“我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部分看法。如此重要的经济政策，理应由人民委员会主导，这是宪法规定的职责！书记处可以参与，但不应该越俎代庖！”
加米涅夫也附和道：“是的，应该由李可夫同志负责的人民委员会来牵头组织更为合适。”
面对联合起来的质疑，斯大林并不慌张，他平静地回应道：“同志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列宁同志无法视事，我们需要的是效率和集中。书记处负责党的组织和协调，由它来牵头，恰恰可以更好地整合党政资源，确保政策制定不偏离党的总路线。这并非越权，而是为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如果大家有更好的人选提议，可以提出来讨论。”
会议陷入了僵局。最终，在李可夫的斡旋下，达成了一个模糊的妥协：成立工作委员会，由党中央书记处和人民委员会“共同负责”，但具体的运作细则和人员组成，留待下次会议再议。
这场关于粮食价格的争论，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政策本身。它清晰地表明，在列宁病榻之侧，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格局正在剧烈重组。托洛茨基凭借其理论威望和军队影响力，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依靠联盟和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的地方基础，而斯大林则巧妙地运用其把持的党中央书记处这一组织武器，沉稳而坚定地扩张着自己的权力网络。每一份文件、每一次人事任命、每一项政策动议，都成了各方势力角逐的战场。克里姆林宫内的这场无声较量，将决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航向，其波澜也必将扩散至波兰平原、联合帝国的朝堂，乃至整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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