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瑞士洛桑。
当奥斯曼帝国代表伊斯梅特·伊诺努（后成为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理）在《洛桑条约》最终文本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远在安卡拉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内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声。条约的签订，正式终结了协约国对土耳其的瓜分计划，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界，废除了屈辱的领事裁判权，标志着土耳其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诞生。然而，当首批载着条约副本的使者，历经长途跋涉，于七月底抵达安卡拉这座新兴的、尘土飞扬的首都时，迎接他们的，除了民族独立的喜悦，更多的是对残酷现实的清醒和沉重。
安卡拉，这座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的小城，被匆忙地选定为新生共和国的首都，以远离被协约国舰队监视的伊斯坦布尔。大国民议会设在了一所改造过的中学建筑里，条件极其简陋。此刻，在议长办公室兼临时政府总部里，共和国总统兼议长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被授予“阿塔图尔克”的称号），正与他的核心幕僚们——新任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财政部长哈桑·费赫米·阿塔奇、经济事务部长马赫穆特·埃萨特·博兹库尔特、以及总参谋长费夫齐·查克马克——围坐在一张铺着巨大土耳其地图的粗糙木桌旁。地图上，用红色铅笔勾勒出的新国界线，与战前奥斯曼帝国的庞大疆域形成了令人痛心的对比。
凯末尔穿着一身略显陈旧的军装，没有佩戴勋章，他面色严峻，手指重重地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区域。“伊斯梅特从洛桑带回了和平，”他的声音沙哑而有力，打破了室内的沉默，“但看看这份和平的代价！我们失去了所有的阿拉伯领土，失去了爱琴海上的岛屿，海峡虽然收回了主权，但依然要接受非军事化和国际监督！更重要的是，”他的手指划过地图上标示着经济数据的区域，“十年战争（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一战、希土战争）几乎摧毁了一切。安纳托利亚的村庄被烧毁，农田荒芜，果园被砍伐。根据我们初步的、极不完整的统计，”他看向财政部长阿塔奇，“哈桑，把最糟糕的情况告诉大家。”
哈桑·费赫米·阿塔奇，一位精于计算但此刻愁容满面的经济学家，打开了一个厚厚的、边角磨损的账本，他的声音带着绝望：“总统先生，各位同僚，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十倍。国库完全空虚，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债务高达一亿五千万金里拉（约合当时8000万美元），根据洛桑条约，我们虽然免除了部分，但仍需承担大部分。我们的货币奥斯曼里拉已经形同废纸，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去年全国的工业产值，不到1914年的百分之十五！伊兹密尔、阿达纳等少数几个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破坏。我们甚至没有一家能够生产像样步枪的兵工厂，军队的装备五花八门，弹药严重依赖战利品和零星进口。农业方面，劳动力因战争大量损失，牲畜被征用或屠杀，农具奇缺。今年的粮食收成，能勉强让国民不饿肚子就是奇迹了，根本谈不上出口创汇。”
他顿了顿，用几乎哭腔补充道：“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印刷新的土耳其里拉来取代旧货币！也没有黄金储备来支撑其信用！外国资本在战争期间几乎全部撤离，没有人愿意投资一个百废待兴、前途未卜的国家。”
室内一片死寂。胜利的喜悦被冰冷的现实彻底冲散。总参谋长费夫齐·查克马克元帅，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沉重地开口：“军事上的压力同样巨大。希腊军队虽然撤走了，但边境并不安宁。东部，库尔德部落的分离主义倾向需要警惕。我们的军队需要复员，但又要保持足够的威慑力量。士兵需要军饷，伤员需要抚恤，阵亡者家属需要安置。这一切，都需要钱，需要稳定的财政收入。而我们现在，连维持一支最小规模常备军的经费都捉襟见肘。”
新任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虽然因签订洛桑条约而声望高涨，但脸上没有丝毫轻松：“外交上的孤立也很明显。英国、法国、意大利虽然承认了我们，但充满戒备，他们在海峡委员会和摩苏尔问题上依旧施加压力。希腊是世仇。苏联是我们唯一的盟友，但距离遥远，而且他们自身也困难重重，能提供的援助有限。我们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合作伙伴，打破封锁，获得贷款、技术和设备。”
凯末尔静静地听着，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位部下焦虑的面孔。他猛地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安卡拉贫瘠的、布满石头的山丘和低矮的、大多是土坯搭建的房屋。“先生们，”他转过身，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我们没有被希腊军队打败，难道要被贫穷和绝望打败吗？洛桑条约给了我们一个立足点，一个起点。现在，我们要靠自己，靠土耳其民族的智慧和汗水，重建这个国家！”
他走回桌边，手指敲击着地图：“首先，是稳定货币和财政。哈桑，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在三个月内，推出新的土耳其里拉！没有黄金，就用国家信用和未来的税收担保！同时，成立一个‘债务与管理委员会’，重新梳理和谈判外债，争取更长的还款期限和更低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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