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别与专业要精准匹配。不去埃及，也不去联合帝国的西域行省，我们要学就学最好的。工程、重工业、军事科技，重点去德国和联合帝国的中央帝国大学；医学、生物学、农业，去美国；法学、人文社科、艺术，可以去法国开阔眼界。每个国家派遣人数要平衡，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国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凯末尔的目光锐利如鹰，“加强管理和控制。所有留学生在出国前必须集中培训，接受关于共和国建国理念、面临的挑战以及保密纪律的严格教育。在国外期间，由我们驻外使馆的文化参赞负责管理，建立秘密的留学生联谊会，定期组织活动，强化国家认同感。他们的学业进展、思想动态，必须定期向国内报告。我们要的，是学成归国效力的专家，不是被西方同化的‘世界公民’。”
“第四，”他看向内吉普博士，“在国内要同步进行舆论准备。要通过报纸、演讲，向民众解释派遣留学生的长远意义，将他们塑造成‘共和国的希望之星’。要让他们明白，这些年轻人是去‘取经’，是为了让土耳其变得更强大，而不是去享受。”
总统的决断，为留学计划扫清了主要障碍。紧接着，一场全国范围的、极其严格的选拔考试在几个主要城市展开。数以千计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参加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以及国情论文在内的多轮激烈角逐。面试环节，由内吉普博士、安全部门官员和资深教授组成的考官团，对候选人的家庭背景、政治倾向、心理素质进行了近乎苛刻的盘问。
最终，一份包含一百个名字的名单被确定下来。他们中，有在战争中失去父亲、立志报国的军官之子；有出身贫寒但天资聪颖、靠奖学金读完高中的农家子弟；也有少数来自开明商人家庭、渴望学习现代商业管理的青年。在出发前，他们被集中到首都，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训练营。凯末尔总统甚至亲自到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送行演说，要求他们牢记祖国重托，学成归来建设新土耳其。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联合帝国帝都，外交大臣徐志明（北方党人）也收到了土耳其将派遣留学生的通报。他在首相府向李光首相汇报时分析道：“首相，土耳其开始派遣留学生了，主要方向是德国和美国，来我们帝国的人数不多，约二十人，主要是工科。看来凯末尔是想多方下注，避免过度依赖。我们要不要通过中央帝国大学，给这些学生一些特别的‘关照’？比如，安排他们多接触我们北方党背景的教授和企业？”
李光沉吟片刻，摆了摆手：“不必过于刻意。按照正常学术标准接收即可，但在生活上可以适当提供便利，展现我帝国的开放与气度。重要的是让这些年轻人亲身感受我帝国的强盛与秩序。潜移默化的影响，远比生硬的拉拢更有效。记住，对土耳其，我们要的是长远的、可持续的影响力，而不是急于求成的控制。告诉教育部梁智行（南方党人），妥善安排，但要把握好分寸。”
就这样，在1920年代初期，第一批土耳其公派留学生，背负着祖国的殷切期望和复杂国内争议，怀揣着个人的梦想与不安，踏上了远赴重洋的求学之路。他们的旅程，注定不会平坦，他们的归来，也将深刻影响土耳其共和国未来的走向。而国际社会，也正透过这些年轻学子的身影，观察着这个新兴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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