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伏尔加格勒，雪片裹挟着工业粉尘，把铸铁大街铺成一条黏腻的脏毯子。这景象，绝非您在首都郊外冬日画片上见过的那种童话雪景——不，这里的雪是黑的，像被高炉烟囱吐出的肺痨病人的痰，裹着铁屑、煤渣和某种难以名状的金属腥气，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中翻滚。雪片打在脸上，不是清凉的刺痛，而是带着铁锈味的钝击，仿佛伏尔加河畔这座钢铁之城正用它冰冷的舌头舔舐着每一个活物。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一个名字里带着三个父称缩写、却连半平方米私人空间都没有的工人，第三次站在那栋琥珀色外墙的六层楼前。他的毡靴早已被融雪浸透，冻得像两块刚从高炉里扒出来的铸铁锭，脚趾在粗布袜子里僵成冰柱，每一次挪动都像有钝锯在踝骨上拉扯。他抬头望向门牌号码“铸造厂巷13号”的铜牌，那铜牌在煤气路灯下泛着幽光，像块陈年棺木上的铭牌——这比喻并不夸张，因为……这城市里每一块铜牌背后，都埋着一段被遗忘的尸骨。
“资产阶级的垃圾。”阿列克谢对着镶花桃木门啐了一口，唾沫在零下二十度的空气里瞬间凝成冰珠，像一颗微小的、被冻僵的诅咒。他并非第一次这样咒骂。三天前，当集体公寓里那个永远堵着半截冻白菜的公共厕所再次爆发“水位危机”时，邻居瓦西里醉醺醺地拍着他肩膀说：“嘿，阿廖沙！听说你那个死鬼叔父留了套市中心的大宅子？比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还宽敞呢！”这话像一根烧红的铁钎，猛地捅进阿列克谢的肠胃。他住在城北“十月革命”集体公寓，十三个工人家庭共用一间厕所，冬天里排泄物在管道里冻成冰柱，夏天则发酵出足以熏倒一头熊的恶臭。而这位从未谋面的叔父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竟在市中心独占整层住宅！这种不公像锈蚀的钢锯，日夜切割着他的五脏六腑——不，亲爱的读者，这比喻太轻了。它更像伏尔加格勒钢铁厂里那台万吨水压机，日复一日地碾压着他的灵魂，把工人阶级的尊严压成薄薄一片、随时会碎裂的锡纸。
阿列克谢的呼吸在冰冷的空气中凝成白雾，这白雾并非无害的水汽，而是带着集体公寓厨房里劣质卷心菜汤的酸腐气，混着昨夜伏特加的余味。他想起清晨离开集体公寓时的场景：妻子娜塔莎把最后一块发硬的黑面包掰成两半，一半塞进他口袋，一半留给孩子。孩子枯黄的小手抓住面包时，那眼神像饿极的野狗。阿列克谢当时喉头发紧，竟说不出话来。他多想大吼一声：“去他妈的集体主义！为什么我们像老鼠一样挤在漏风的棚屋里，而资产阶级的余孽却能躺在天鹅绒沙发里打嗝？”但话到嘴边，只化作一声咳嗽——在1925年的伏尔加格勒，公开咒骂“资产阶级”是光荣的，可咒骂“不公”却可能被契卡请去喝杯“特别茶”。他攥紧粗布手套里冻裂的手指，裂口像蚯蚓般爬满指节，渗出的血珠刚冒头就冻成了黑痂。手套是娜塔莎用旧工装裤缝的，针脚歪斜，透风漏寒，却比这栋豪宅里任何一件装饰品都更真实、更有温度。他低头看着自己这双曾为苏维埃挥舞铁锤的手——指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煤灰，指甲缝里藏着钢铁厂的锈迹——它们此刻却要伸向一把属于“剥削阶级”的钥匙。这念头让他胃里翻江倒海，仿佛吞下了一整块生铁。
就在这时，门开了。不是自动开启，而是被一只戴着蕾丝手套的手拉开。房产中介波琳娜夫人站在门内，像一尊从旧时代橱窗里走出来的蜡像。她裹着貂皮大衣，领口别着一枚硕大的珍珠胸针，在煤气灯下闪着病态的光。她说话时呼出的白气，像墓穴里飘出的幽魂，裹挟着高级香水“夜巴黎”的甜腻，与门外的工业寒气格格不入。“啊，彼得罗夫同志！”她的声音像涂了蜜的刀片，“您终于来了。令叔父斯捷潘先生特别嘱咐，必须交给有家族血统的继承人。”她刻意拖长“同志”二字，像在嘲弄这个新头衔的廉价。波琳娜夫人年轻时或许是沙皇剧院的名伶，如今眼角堆着粉底也盖不住的皱纹，眼神却锐利如手术刀，精准地切割着阿列克谢的破大衣和冻疮。“您知道吗？”她侧身让他进门，绸伞尖不轻不重地戳了戳他的后背，“这房子认血统，就像猎犬认气味。没有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的DNA，连门把手都不会转一下。”她咯咯笑起来，笑声像碎玻璃在铁桶里滚动，“当然，在苏维埃时代，我们管这叫‘阶级成分审查’。”
门厅的包铜饰条映出阿列克谢扭曲的脸——鼻子像被铁锤砸扁的土豆，颧骨高耸如伏尔加河岸的冻土丘，眼窝深陷得能藏进一粒子弹。这扭曲并非金属的错觉，亲爱的读者，而是这房子本身的恶意在作祟。彩绘玻璃将天光滤成血红色，照在楼梯扶手的青铜女妖雕像上。那些女妖半裸着身体，腰肢扭成不可能的角度，举着的煤油灯突然自动燃起，火苗齐刷刷转向不速之客，像一群饥饿的野兽锁定猎物。阿列克谢本能地后退一步，靴子碾碎了地上一小片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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