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诺夫哥罗德的冬天并不只是季节,而是一种永恒的刑罚。
伏尔加河的冰面厚得能承受坦克的碾压,灰蒙蒙的天光被冻僵在铅云里,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建筑工地的钢筋塔架刺向天空,像一排排生锈的墓碑,宣告着人类对大地的亵渎。娜塔莎·彼得罗娃的身影在钢筋堆里晃动,瘦小得如同被风刮来的枯叶。她肩上扛着一根烧红的钢筋,烫得掌心滋滋作响,汗水在零下二十五度的寒风中瞬间凝成冰碴。
监工鲍里斯的吼声如同破晓时分的第一缕曙光,划破了沉闷的空气。“快点,彼得罗娃!你以为这是慈善晚会吗?每根钢筋都他妈是钱!”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命令和对时间的无情追逐。他站在那里,像一个独裁者,指挥着工地上每一个劳作的身影,仿佛他们是为他个人利益而转动的齿轮。
路过的市民们穿着厚呢大衣,停下了脚步,他们的目光停留在那个年轻女子身上,带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既有怜悯,也有一种微妙的优越感。“瞧啊,多坚强的姑娘!”他们轻声赞叹道,“用汗水扛起整个家!”这些话语里裹着蜜糖般的甜腻,似乎是在歌颂她的坚韧不拔,却也无意间揭示了她背后隐藏的无奈与辛酸。
而在工地的一角,有个流浪汉正啃着一块黑面包。他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哀伤。对于他来说,这个名叫彼得罗娃的女孩并非只是一个遥远的影子,而是无数个被生活反复摩擦的灵魂之一。在这个本该坐在大学课堂里,为普希金的诗句脸红、为托尔斯泰的笔触感动的年纪,她却被迫在这冰冷的世界里,为了生存向钢铁弯腰。
记得赫鲁晓夫时期的某位头面作家曾说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加明白人性的本质。”彼得罗娃选择了苦难,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无路可逃。每一次微笑的背后,都有无数个夜晚的泪水;每一次挺直腰杆的瞬间,都是无数次屈服于命运的结果。
然而,在这片看似绝望的土地上,依然有着微弱的希望之光。尽管生活对她来说是一场无情的磨砺,但她的眼神中偶尔会闪过一丝光芒,那是对未来的一丝期待,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就像那位曾经的头面作家笔下的角色一样,即使身处绝境,他们依然怀揣着梦想,寻找着生命的意义。
“这样的努力真的能改变什么吗?”流浪汉不禁自问,却又无力回答。在这个充满矛盾与挣扎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有的人在歌颂苦难,有的人则在默默地承受。而对于那些旁观者而言,他们或许只能静静地观察这一切,试图从中找到一丝温暖,哪怕只是一瞬间的慰藉。而这,或许就是所有人的共同追求——在寒冷的冬日里,寻找那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
娜塔莎今年二十二岁,却有着四十岁的手掌。五年前,她高中毕业典礼的请柬还压在旧书包底层,父亲伊万的糖尿病并发症就如伏尔加河的春汛般汹涌而至。伊万曾是下诺夫哥罗德拖拉机厂的钳工,一次事故让他左腿萎缩,如今糖尿病又啃噬着他的视力。母亲奥尔加的肺痨像蛀空的朽木,咳出的血沫染红了全家唯一的搪瓷杯。
娜塔莎的成绩单曾贴在教室光荣榜上,数学竞赛的银牌在阳光下闪光,可当药房老板把胰岛素药瓶推回她面前,说“没钱就别浪费好药”,她便把录取通知书折成纸船,放进了伏尔加河的冰缝里。起初她在电子厂流水线拧螺丝,月薪两万三千卢布,连父亲一周的胰岛素都不够买。于是她来了工地,扛钢筋一天三千七百卢布——这数字像钉子楔进她的骨头,五年来从未涨过。人们夸她“用汗水凸显担当”,可担当是什么?是夏天烫得脱皮的肩膀,是膝盖积水后贴满膏药的僵硬步伐,是磨破的十二双旧军靴在墙角堆成小坟。
她扛的哪里是钢筋?是一家人活下去的稻草,是罗刹国底层人民用血肉编织的、名为“希望”的绞索。
下诺夫哥罗德的鬼魂,向来藏在钢铁里。
娜塔莎第一次看见它们是在去年深秋。那晚她拖着灌铅的双腿回到伏尔加河畔的“蜂巢公寓”——一栋沙皇时代遗留的危楼,外墙剥落的灰泥像溃烂的皮肤。她刚把三千七百卢布塞进母亲颤抖的手,奥尔加就用枯枝般的手指抓住她:“娜塔莎,忍耐是美德,圣母会保佑勤劳的孩子。”娜塔莎没说话,只把脸埋进父亲伊万散发药味的旧工装里。伊万摸索着她的头发,声音像生锈的齿轮:“我们彼得罗夫家……从没向苦难低头。”
她多想大笑,低头?她早已把脊梁压成了钢筋的弧度。回到自己六平米的隔间,她脱掉冻硬的靴子,脚踝肿得像发面馒头。窗外,伏尔加河呜咽着,月光惨白如裹尸布。就在这时,墙角那堆废弃钢筋突然扭曲起来——它们像活蛇般蠕动,幽蓝的光在锈迹中游走。一个穿破烂粗呢外套的瘦高男人从钢筋缝里钻出,脸陷在阴影里,只有眼睛亮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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