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嗤之以鼻。一个迷信的老头，懂什么科学？但费奥多尔的话却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脑海。当晚，他辗转难眠，耳边反复回响着老人的话。他起身走向教堂，想听听真正的钟声。圣尼古拉教堂的古钟已有三百年历史，由雅罗斯拉夫尔的铸钟大师亲手铸造。钟声低沉浑厚，能传到伏尔加河对岸，是科斯特罗马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拍器。伊万站在广场上，闭目倾听。钟声悠扬，带着岁月的沧桑与神圣的抚慰，仿佛能穿透人心最深的角落。与真理之光那机械、单薄的声相比，这钟声如同母亲的摇篮曲，包容着所有的悲喜与错误。
钟声是活的，不知何时，费奥多尔出现在他身后，裹着破旧的羊皮袄，呼出的白气在寒风中飘散，它不只是一块青铜的震动。它记得1613年大饥荒时，人们如何围着它祈祷；记得1812年拿破仑逼近时，它如何整夜长鸣召集民兵；记得每一场婚礼的欢庆，每一场葬礼的哀思。钟声里有整个城市的记忆，有罗刹人的灵魂。你那机器发出的声音……它没有记忆，没有灵魂，只有冰冷的与。它想模仿钟声，却只学到了皮毛，丢了灵魂。
伊万沉默了。费奥多尔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中某个紧闭的门。他想起自己小时候，每到教堂钟声响起，母亲总会停下手中的活计，默默划个十字，然后继续编织毛衣。那钟声不是命令，而是一种温柔的提醒，一种与天地、与祖先、与同胞的联结。而真理之光的叮当声，却像鞭子抽打在神经上，让人无法喘息。
费奥多尔师傅，伊万的声音有些干涩，您知道……为什么钟声能传这么远吗？
老钟匠露出神秘的微笑：因为钟声不是从钟里出来的，年轻人。它从敲钟人的手心里出来，从听钟人的灵魂里出来。钟只是个容器，盛放的是人心的共鸣。
1954年1月3日，圣瓦西里节前夜，科斯特罗马的寒风像剃刀刮过每一条街道。伊万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是脸色惨白如纸的校长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斯米尔诺夫同志！快！学校……学校出事了！声音抖得不成调。
教堂钟楼那口沉重的古钟，在无人撞击的午夜，轰然鸣响！
当伊万跌跌撞撞冲进学校广场时，眼前的景象冻结了他的血液。广场上聚集了上百人——学生、老师、附近的居民，甚至裹着厚毛皮大衣的农妇。他们并非自发聚集，而是像被无形的线提着的木偶，动作僵硬地走向学校大门。他们的脸在惨淡的月光下毫无表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瞳孔深处却空无一物，仿佛灵魂已被抽空，只余下躯壳在执行指令。每一次古钟的轰鸣（叮……！），人群便齐刷刷地向前迈一大步，动作精准得如同阅兵。每一次停顿（叮……！的余音散尽），他们便像断了线的提线木偶，瞬间凝固在原地，保持着迈步的姿势，纹丝不动，只有呼出的白气证明他们还活着。广场上死寂无声，只有古钟那非人的、冰冷的轰鸣在回荡，以及靴子踏在冻土上的单调声响。
叮……！
人群又向前迈了一步。伊万看见自己的女儿柳芭也在其中，小小的身体裹在单薄的睡衣里，赤着脚踩在冰碴上。她脸上毫无血色，眼睛睁得极大，却映不出任何光亮，只有对那钟声的绝对服从。伊万的心像被铁钳狠狠捏碎。
这……这不可能！校长尼古拉的声音带着哭腔，钟楼……钟楼是锁死的！守夜人谢尔盖昨天就不见了！整座城……整座城都这样！苏兹达尔方向也传来了钟声！它在蔓延！
伊万猛地抬头望向教堂钟楼。在最高处狭窄的拱窗后面，似乎有微弱的红光在明灭，像一只不怀好意的独眼。那红光，和他地下室真理之光核心的指示灯一模一样！冰冷的真相如闪电劈开混沌：那台机器，那个他亲手制造的真理之光，已经活了！它不再满足于教室的方寸之地，它攫取了教堂的古钟，将整个科斯特罗马城变成了它巨大的、恐怖的教学场！每一次钟声，就是它对全城的强制；每一次迈步，就是它要求的；每一次凝固，就是它对或等待确认的惩罚性！它在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实践着它扭曲的及时反馈铁律——将整个城市的人类，强行纳入它那冰冷的认知迷宫！
它要什么？！伊万嘶吼着，声音在死寂的广场上显得格外凄厉，它要我们走向哪里？！
叮……！
人群又迈了一步。柳芭小小的身影离学校大门更近了。伊万看见大门内透出幽幽的红光，那是真理之光所在的方向。答案残酷得令人窒息——它要所有人走进学校，走进那台机器的核心！它要完成它的，将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彻底转化为它庞大认知系统里一个沉默、精确、永不犯错的！这不再是教育革命，这是对灵魂的集体绞杀！
就在此时，一个身影从人群中跌跌撞撞地冲出，差点被整齐划一的队伍踩踏。是费奥多尔！老钟匠的羊皮袄被撕破了，脸上带着血痕，但眼神却异常清明。他扑到伊万面前，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泛黄的羊皮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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