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情报，张好古决定，即日出发，目标澎湖，水师移驻澎湖，在澎湖设立临时中转站，李明忠带护国军三千水师及山东水师负责辎重周转并守护澎湖，琳德裕带四千护国军水师及浙江水师一部负责运粮事宜，拨付战舰三十艘，粮船五十艘。
护国军一旅和护国军水师主力连同作战，水师由鹿耳门逆流而上，护国军负责登陆作战，水师陆战队协同。
福建水师负责封锁，监视马拉维方向援军，并击退或缠住援军。
剩余浙江水师，巡逻澎湖海域，负责外围警戒。
船队调遣需要时间，另外鹿耳门的大潮在每月十五，初一两天。张好古见计划也未曾外泄，便决定延后，也让五省水师多一点时间磨合，确定具体指挥权。
崇祯十一年正月月二十九日的台湾海峡，月光如水，海风轻拂。张好古站在旗舰甲板上，凝视着手中那份标注着特殊符号的潮汐表。这份由何斌秘密测绘的，又经过护国军侦探反复测验过的水文资料显示，次日拂晓将迎来本月度最大的天文大潮。他的目光移向远处那条被荷兰人视为天险的鹿耳门水道——这条宽仅里许的狭窄航道，即将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最辉煌的战略突袭通道。张好古对天时地利的精准把握，又加上明军人数上的优势，不仅展现了传统军事智慧的精髓，更创造了一个跨越世纪的战术奇迹。
张好古选择崇祯十一年年农历正月（公历二月）出兵，是对自然规律与人类心理的绝妙利用。从气象学角度看，此时正值东北季风，风向有利于从金门直航台湾，却利于荷兰人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北上增援的航线。现代海洋气象数据显示，台湾海峡正月份出现6级以上大风的概率是很少的，而这种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使明军获得了"顺风而行"的战略优势。
更深层的考量是农业生产周期。张好古将登陆时间精确安排在台湾南部稻作收获季之前，自己有粮，这既确保了军粮供应，又切断了荷兰人的粮食补给。荷兰史料记载，当明军登陆时，热兰遮城粮仓仅存三个月口粮，这一时间计算直接影响了后续围城战的走向。
最精妙的是对荷兰守军心理时钟的操控。郑成功特意选择在基督教安息日凌晨发起进攻。荷兰东印度公司《热兰遮城日志》记载，当晚"多数军官参加酒会至深夜"，哨兵也比平日减少三成。当明军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禾寮港时，荷兰人正沉浸在宗教节日的松懈中，这种对敌人心理弱点的精准打击，展现了张好古超凡的战场感知能力。
鹿耳门水道的选择，是军事地理学上的神来之笔。这条位于台江与外海之间的狭长水道，全长约六公里，最窄处仅有百丈，退潮时水深仅九尺。荷兰人基于日常观测，认定其无法通行明军的大型战船（吃水普遍在九尺以上），因而在此仅布置了四门小炮和三十名守军。
张好古却从何斌提供的潮汐数据中发现了破绽。根据崇祯九年到十年的秘密测量，鹿耳门在大潮时水深可达丈三，持续时间约两个时辰。更关键的是，正月三十日恰逢朔望大潮（月相为新月），潮差比平日高出四尺米。张好古经过精确计算，舰队通过所需时间，将登陆行动安排在凌晨丑时末至卯时这个潮位窗口期。
后世海洋学家复原发现，当日鹿耳门实际潮位达到丈三尺余，流速2.1节。明军舰队以单纵队形，首尾相连如长蛇般蜿蜒通过。当先导船遭遇荷兰哨兵询问时，精通荷兰语的何斌立即回应"东印度公司商船"，这个精心设计的欺骗细节为后续部队争取了宝贵时间。至日出时分，已有两万余名士兵、二百余艘战船完成登陆，而荷兰人的防御炮台还在沉睡中。
张好古构建的欺骗体系，堪称前现代战争中的"面具舞会"。他首先在厦门一带大张旗鼓操练水师，制造下南洋的假象；同时派使者向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示好，暗示有意联合对抗荷兰。这些动作通过商人、渔民等渠道自然流入荷兰情报网络。荷兰总督揆一在崇祯年底的信中仍坚信："明军的目标绝不是台湾，或许是南洋的某个海盗据点。"
登陆前三天，张好古还实施了精彩的"灯光欺骗"。他命令部分战船在澎湖列岛点燃加倍数量的灯火，制造主力仍在休整的假象，同时真正的主力舰队借着夜色掩护悄然南下。这种战术与后世诺曼底登陆前盟军的"虚设军营"如出一辙，却早了近三百年。
张好古的时空战略，本质上是将《易经》"时中"思想与《孙子兵法》"九地"理论完美融合的产物。他不仅考虑天文气象等自然时间（天时），还计算了农业生产、宗教习俗等人文时间（人和）；既利用了地形地貌的静态空间（地利），又创造了情报迷雾的动态空间（神助）。这种多维度的战略思维，在任何时代都具启示意义。
当旭日东升，明军旗帜在禾寮港迎风飘扬时，这场精心设计的时空魔术达到了高潮。荷兰史料记载，普罗民遮城守军看到海上突然出现的数百艘战船时，第一反应是"上帝抛弃了我们"。这种心理震撼产生的战略效果，远超单纯的军事打击。张好古用天时地利编织的战略罗网证明：真正的名将不仅会打仗，更懂得如何让时空为自己所用。在这片连接大陆与台湾的海域上，他书写的不只是军事传奇，更是一部关于中华民族智慧与勇气的永恒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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