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经过一天的休整，黄祥却主动请缨，请求出战。面对黄祥的请战，张好古并未立刻应允。他深思熟虑后认为，目前的情况还算乐观，自己的行动似乎并未泄露。
既然已经抵达了前沿阵地，即便此刻被清兵发现，他们也完全有能力边打边撤。虽然这样可能无法取得明显的优势，但战略目标已然达成——明军成功进入了清军的腹地。
如此一来，清军若再对大明发动进攻，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来保护后方。
对于辽阳的打法，还是偷袭为上，既然行军没有暴露，那就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
还有一百里地，也是关键的最后一步，怎样能不暴露的情况下让大部队运行到辽阳城下。
现在辽阳城有老城和新城，在太子河东西两面。
对于怎么打法，张好古从准备攻打到现在，一直都是在想。
打下新城的政治意义大，毕竟是曾经的后金都城。
天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的铁骑踏破辽阳城门，这座明代辽东重镇的陷落，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胜利，更预示着后金政权发展轨迹的重大转折。当八旗将士还在为战利品欢呼时，这位女真领袖已做出战略抉择——定都辽阳。同年八月，太子河东岸的夯土声揭开了东京城营建的序幕。
这座与辽阳旧城隔河相望的新都，将成为后金政权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转型的关键舞台。努尔哈赤在此实施的系列改革，不仅重塑了政权架构，更推动了女真社会与中原文明的深度交融，为清王朝的崛起埋下伏笔。
东京城的营建过程体现了后金政权对中原筑城技术的吸收与创新。
菱形的城垣平面打破了女真传统聚落的随意性，一千多丈的周长虽不及明代城池恢弘，却通过砖石合筑实现了防御升级——墙心夯土中夹杂的废旧石碾、石碑碣，既是工期紧迫的见证，也暗含着对前朝文明的再利用。
八座城门以满汉双语题额，地载、福胜等命名既承袭《周易》思想，又融入满族对自然的崇拜。
城内功能分区尤为显着：八角殿以十六根排柱撑起的黄绿琉璃瓦顶，彰显着汗权与天命的联结；汗王宫占据制高点，两丈高的夯土台基将生活空间与政务场所物理分离；而抚近门内的弥陀禅寺，则预示着藏传佛教将在此获得发展空间。
这种宫殿、坛庙、市井兼备的格局，标志着女真建筑从赫图阿拉时期的木石杂筑，向成熟都城体系的跨越。
东京城的政治变革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天启二年实施的八贝勒共治国政，看似是军事民主制的延续，实为权力结构的精密重构。
八位贝勒并肩议政的表象下，是努尔哈赤对异姓贵族的系统性清洗——通过将国汗废立权、司法裁决权集中于爱新觉罗家族，后金统治集团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到世袭王朝的蜕变。
这种变革在东京城建筑布局中具象化呈现：八角殿与汗王宫的分离，对应着政务与生活的制度性分野；门额满汉并书的细节，则暗示着统治策略的转向。当
汉官住宅区与贝勒府邸比邻而建时，这座城池已成为容纳多元政治力量的特殊容器，为后续的蒙汉整合埋下伏笔。
东京城因此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都城，更是后金政权进行政治基因改造的实验室。
东京城的经济改革同样深刻影响着后金社会的发展轨迹。天启年颁布的计丁授田令，将辽东无主之田按丁分配给满汉人家，这一举措打破了女真传统渔猎经济的局限，使后金社会迅速融入辽东发达的农耕体系。
汗王宫西侧商业区的兴起，八角殿周边绿釉砖铺就的官道，无不印证着土地改革带来的经济活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努尔哈赤对宗教资源的整合：厚葬囊素喇嘛并敕建喇嘛塔，六十三户诸申的赋税供养，既是对藏传佛教势力的拉拢，也为日后蒙满联盟埋下伏笔。这种经济与宗教的双轨策略，在东京城建筑中得到物质化呈现——弥陀禅寺的选址紧邻汉官住宅区，暗示着通过宗教纽带缓和民族矛盾；而城外护城河的修建，则折射出经济繁荣催生的防御需求。
当蒙古二旗在天启二年正式设立时，东京城已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成为多元经济形态交织的熔炉，为后金政权向清王朝的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
东京城的四年，见证了后金政权从部落联盟向成熟国家的蜕变。努尔哈赤在此推行的政治清洗、土地改革与宗教整合，如同八角殿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将不同文明要素熔铸成新的政治光谱。
当天启五年迁都沈阳时，东京城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座周长一千多丈的菱形城池，不仅以砖石构筑取代了木石杂筑，更在文明碰撞中锻造出清王朝的雏形。从八贝勒共治到蒙古八旗雏形，从计丁授田到藏传佛教推广，东京城的每块城砖都铭刻着这个新兴政权汉化转型的印记，最终为清军入关奠定了制度与文化的双重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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