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停止了战斗，打了一夜，也热闹了一夜，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清点损失后，阿巴泰折了一千四百三十三人，尚可喜损失两千多。这一趟下来，加上先前地雷炸的，连明军的面都没碰上，人员就折了一半。
这样阿巴泰急眼了，跳起脚来去找尚可喜，这损失他受不了啊？要是岳托问起来，你这些人员怎么损失的？阿巴泰敢说没碰到明军就死了这么多，他敢说么？
要是说尚可喜给打死的，我也打死他的人了，他敢么？他不敢说啊！
尚可喜现在是浑身冰凉，这一下子，搞死一千四百多镶红旗，他的命也不够赔的了，要是知道他打死这么多镶红旗，皇太极不扒他皮啊？点他天灯啊？
阿巴泰跑到尚可喜跟前，揪住尚可喜的领子，右手举起拳头，就想给尚可喜打个乌眼青，尚可喜没说话，只是用三角眼斜溜了一下阿巴泰，阿巴泰已经蓄力的拳头，无奈的放下了。
他真不敢打下去，他是真想打尚可喜一顿，可是真不敢啊？尚可喜虽然是汉人，但也是王的身份，自己这一拳要是下去，是真的会没命的。
本来或许死不了，但是这一拳下去，是必死无疑了，皇太极肯定不会容忍。
虽然放下了拳头，但他还是忍不住怒骂。
尚可喜轻蔑的看了他一眼，他虽然不知道阿巴泰是谁，但他知道肯定是岳托的红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单独领军的。
如果对方要是岳托，多尔衮，自己肯定要道歉，说不定还会下跪，可对方小小的一个低级军官，敢抡起拳头打自己，自己毕竟是皇太极亲封的智顺王，
三角眼眨巴了眨巴，心想，“无毒不丈夫，干脆把这伙清军全灭了，那样就死无对证，就说是明军干的。”那样自己就会有了功劳，占了青山关堡，还为这一群清兵报了仇，可万一走脱一个，那自己就会大祸临头。
自己全家都死绝了，虽说不怕连累家人，可自己又娶了一妻三妾，子女也一堆。大清要是不容自己，大明更是回不去了。
自己的双手已经沾满了大明将士及百姓的鲜血，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跟紧皇太极。
尚可喜，这位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抗金名将，最终却亲手将这面旗帜撕碎，投向了敌人的阵营。他的故事，是明清易代史中最具悲剧色彩的篇章之一——一个曾为民族尊严而战的勇士，最终沦为历史的叛徒。
努尔哈赤的铁蹄踏碎辽沈时，尚家并非名门望族，而是饱受压迫的普通汉民。尚可喜的父亲尚学礼，因拒绝后金“剃发易服”的命令，被乱箭射死在辽阳城下（《清史稿·尚可喜传》）。这种切肤之痛，促使尚可喜与兄长尚可进带着三百壮丁，投奔毛文龙的东江镇。
在毛文龙麾下，尚可喜以“三箭定广鹿”的传奇崭露头角（《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他擅长游击战术，多次率部突袭后金后方，甚至曾率敢死队夜袭沈阳，烧毁后金粮草（《明季北略》）。十年间，他从一名普通士兵升任广鹿岛副将，其部属记载：“尚将军每战必先登，甲胄尽赤，犹持刀巷战”（《三朝辽事实录》）。
这十年，是尚可喜一生中最光彩的岁月。他不仅为明朝收复失地，更保护了无数汉民免遭后金屠戮。然而，他的兄长尚可进在松锦之战中战死，家族数百口因拒绝投降而被后金灭门（《清太宗实录》）。国恨家仇，铸就了他最初的忠义之名。
毛文龙死后，东江镇陷入权力倾轧。继任者沈世魁为吞并尚可喜的部众，竟诬陷其通敌（《明季北略》）。明朝朝廷的冷漠与猜忌，让尚可喜意识到：“忠义”不过是上位者博弈的筹码。
1633年，尚可喜在孤立无援下，率部投降后金。他在降书中痛陈：“大明负我，非我负大明”（《清太宗实录》）。这一选择，固然有个人安危的考量，但也暴露了明末军事体系的腐朽——忠臣被逼反，叛徒却得重用。
降清后，尚可喜成为清军南下的急先锋。1647年，他率军攻陷广州，制造了“广州大屠杀”（《广东新语》）。曾经保护汉民的他，如今却对手无寸铁的同胞挥刀。这种身份的撕裂，让他的余生充满悔恨。
尚可喜并非孤例。祖大寿、洪承畴等明将的相继投诚，暴露出明末军事体系的全面溃败。
降清后，尚可喜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仍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平定三逆方略》）。这种能力与道德的割裂，恰是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所在。
尽管清廷后来封他为“平南王”，但岭南百姓仍以“尚贼”称之（《广东新语》）。这种民间记忆的刻薄，恰是历史对道德背叛最严厉的审判。
尚可喜的悲剧在于，他既是暴政的受害者，又成为新暴政的推行者。他的选择，折射出乱世中个体在道德与生存间的挣扎。
尚可喜的十年抗争与终生悔恨，最终化作照见人性与时代的多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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