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攥紧了手中急报。他麾下兵马虽经连日转战已显疲惫，却皆是精锐之师，此刻闻听清军动向，将士们早已摩拳擦掌，欲要疾驰山西，将这股来犯之敌驱剿出境。
可就在他即将下令整军开拔之际，帐外忽然传来两声急促的求见，保定巡抚张其平与真定巡按张懋熺联袂而至，面带忧色地出言阻拦。
“卢督师，万万不可轻动啊！”张其平一进帐便急声说道，“如今邻近的获鹿县仍被清军围困，城防已数次告急，全凭督师麾下兵马在侧牵制，敌人才未敢全力攻城。
您若此时率军西行，清军一旦察觉后路空虚，必然掉头复返，以获鹿县如今的兵力，根本无力抵御，届时城池失守事小，北直隶腹地恐将再遭兵燹！”
张懋熺亦上前一步，补充道：“督师，探报虽言清军不日将全入山西，但眼下尚有部分兵力仍在北直隶境内徘徊，其意图未明。我等辖区内州县防务本就薄弱，若您率军离去，这一带便成无防之地，万一清军声东击西，趁虚而入，我等如何向朝廷交代？”
卢象升沉默不语，帐内的寒气仿佛更重了几分。他深知二人所言非虚，获鹿县的安危与北直隶的防务紧紧相连，自己麾下兵马是这一带唯一能与清军抗衡的力量，一旦离开，后果不堪设想。
他望着舆图上北直隶与山西交界的密密麻麻的标记，心中纵有驱敌报国的壮志，却被现实的枷锁牢牢缚住——清军尚未完全退出北直隶境内，腹背之患未除，他实在不敢贸然起行，将身后的疆土与百姓置于险境。烛火映着他凝重的面容，一声重重的叹息，消散在呼啸的寒风之中。
时任兵部尚书、宣大总督的卢象升，此时也因为情报的缺失，而举棋不定。他肩负着督师讨贼的重任，于漫天风雪中坐镇真定，调度各路兵马阻截清军。诸多事情都需要他来做决定。
彼时军情紧急，瞬息万变，卢象升虽知麾下兵力本就捉襟见肘，却也不得不根据前线态势做出分兵部署。
他先是传下将令，命大同总兵王朴率领八千精锐将士，星夜驰援倒马关——此地乃晋冀咽喉，一旦有失，清军便可能长驱直入山西，后患无穷。
紧接着，又令宣府总兵杨国柱率军奔赴藁城之南，构筑防线，防备那些尚未完全东进、仍在周边游弋的清军余部，以防其趁虚突袭，打乱全局部署。
与此同时，总兵虎大威则奉命接替王朴的防务，留守获鹿一带，稳固后方防线，确保粮草补给通道畅通。一番调遣之下，当卢象升抵达真定府治所时，身边可供直接调度的兵力已仅剩两万。
这两万将士皆是疲惫之师，连日奔波征战，早已人困马乏，按兵法常理，此时最忌分兵，当集中兵力固守待援，或寻机与清军主力决战。
可面对清军四处劫掠、战线绵延数百里的复杂情势，卢象升深知被动防守只会坐以待毙，即便兵力匮乏，也只能咬牙做出分兵扼守要地、互为犄角的决断，只求能拖住清军攻势，为后续援军到来争取时间。
然而，此时的战局判断却出现了致命偏差。不仅卢象升本人误判了清军的战略意图，以为其劫掠日久、补给渐乏，即将从山西北返草原，就连远在京城的内阁中枢与兵部衙门，也被同样的情报误导，做出了一致的判断。
张好古收到的邸报中便明确记载了这一情形：“于十一月二十二三等日，中枢屡阅各地塘报，其间多有‘奴营尚在真定境内游弋，前锋哨骑已至获鹿、井陉一带，其行军苗头显系奔固关而去，欲从山西境内北撤’等语。”
并有文书命令张好古，“欲青山关一带无敌情，着本部人马北上，以备截获后退之东掳”。然而张好古却根本不敢北上，护国军现在因在山区，以步兵为主，一旦北上，另外补给也会跟不上，更有两部清兵对护国军虎视眈眈。
十一月二十三日，寒烟锁塞，边报如星火般递入京师。分守冀北道朱家仕加急呈报的塘报，辗转送达兵部大堂，纸页上还带着驿马奔波的风尘——这份塘报源自山阴县知县张奇蕴的急禀，而张奇蕴所得消息，正是监生吴以敬亲赴县衙叩禀的实情：“奴夷已过龙泉关，直逼花晏岭！”寥寥数字，如惊雷在文案间炸响，与此前军前疾驰而来的塘报字字印证，无半分偏差。
兵部尚书陈新甲捏着这份滚烫的塘报，脸色泛白，他深知两报互证意味着清军已深入腹地，当即不敢耽搁，火速拟文驰报朝廷，等待崇祯帝的决断。
彼时明军上下，从中枢重臣到前线将士，皆被这看似确凿的军情裹挟。卢象升麾下将士枕戈待旦，只待军令便可挥师迎击，却无人知晓，这一切早已是清军布下的迷局。
早在清军踏入保定境内之初，一场精心策划的“信息误导”便已悄然铺开：他们故意纵放部分难民，让这些流离失所的百姓将“清军欲入山西、北返出关”的消息沿途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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