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暮天寒，漳南大地朔风凛冽，尘土与霜气交织弥漫。此时，清军铁骑深入畿南腹地，兵锋直指鸡泽、曲周等县，明军各部仓促驰援，一场关乎畿南防线安危的攻防战在漳河两岸骤然打响。
初六日，清军左翼军已然完成战略部署，于鸡泽县城东二十里的漳河尹村桥安营扎寨，营垒连绵，旌旗蔽日，锋芒直指鸡泽县城。
这座横跨漳河的尹村桥，既是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也是清军南下的必经之路，清军据此扎营，既掌控了水源与粮道，又形成了对鸡泽县城的合围之势，一场恶战已箭在弦上。
鸡泽县城地处漳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城墙虽经修缮，但高度与厚度均不足以抵御精锐清军的强攻。
当时城内守军数量有限，且多为地方民兵与少量卫所兵士，武器装备简陋，面对清军主力的压境，全城上下人心惶惶。
清军扎营甫定，便立刻展开攻城准备，士兵们砍伐周边树木制作云梯、撞车，弓箭手列阵于阵前，箭矢如雨点般射向城头，掩护步兵逼近城墙。
城上明军虽势单力薄，但在知县与守城军官的率领下，凭借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滚石、擂木、火罐纷纷从城头落下，一次次击退清军的冲锋，城墙下很快堆满了双方士兵的尸体，漳河水面被鲜血染成暗红，凛冽的寒风中，厮杀声、呐喊声、兵器碰撞声不绝于耳。
就在鸡泽县城岌岌可危之际，天津总兵官刘复戎率领的援军星夜驰援，及时赶到了战场。
刘复戎身为天津镇总兵，久历沙场，所部士兵多为训练有素的边军精锐，配备有鸟铳、火炮等火器，战斗力较强。援军的到来，如雪中送炭，极大地提振了城内守军的士气。
刘复戎抵达战场后，并未急于入城，而是迅速观察清军阵形，发现清军主力集中于城东尹村桥大营，攻城部队与大营之间有一段开阔地带，且清军因连日攻城已略显疲惫。
于是，刘复戎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内外夹击”之策，一面派遣使者入城通报守军，约定同时发起攻击，一面将援军分为两部，一部由副将率领，从侧翼迂回至清军攻城部队后方，另一部则由自己亲自率领，正面冲击清军阵形。
约定时刻一到，城内守军突然打开城门，呐喊着冲向清军攻城部队，而刘复戎率领的援军也从正面与侧翼同时发起猛攻。
清军猝不及防，阵形瞬间大乱，攻城部队腹背受敌，陷入明军的包围之中。刘复戎一马当先，手持长矛冲入敌阵，所部士兵紧随其后，鸟铳齐发，火炮轰鸣，清军士兵纷纷倒地。
这场激战从午时一直持续到黄昏，双方反复冲杀，死伤惨重。最终，明军凭借顽强的斗志与默契的配合，成功击溃清军攻城部队，此战共阵斩首级六十余颗，缴获战马、兵器若干。
清军见攻城失利，援军又战力强悍，担心陷入更大包围，遂连夜拔营，向东北方向退走，鸡泽县城之围暂解。
关于刘复戎所率援军的具体兵力，翻阅《巡抚山东颜继祖谨题为塘报夷情事》等明清史料甲编相关记载，均未找到明确记载。结合当时天津镇的驻军编制与畿南战事的紧急程度推测，刘复戎所率援军兵力应在数千人左右。
彼时，清军入关以来，分兵多路劫掠，畿南、山东等地警报频传，明军兵力分散，天津作为京畿门户，需留兵驻守，因此刘复戎所能抽调的援军数量有限，但正是这支援军的及时赶到，才化解了鸡泽县城的危局，其战功不可磨灭。
不过，史料中对此次援军兵力的缺失，也为这场战事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或许是当时军情紧急，塘报中未及详述，亦或是后续史料编纂时有所遗漏，这也成为研究此次战事的一个小小缺憾。
十二月初七日，就在鸡泽战事稍缓之际，另一位明军重要将领——总监军高起潜率领大军在威县南坛一带扎营。威县与鸡泽相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连接畿南与鲁西的交通枢纽。
关于“南坛”的具体位置，史料中并无明确界定，结合当时双方的军事态势与威县县城的地理布局分析，南坛极有可能位于威县县城西南方向。
此处地势相对较高，视野开阔，且临近河流，既便于扎营布防，又能控制周边交通要道，进可驰援鸡泽、曲周，退可固守临清，是一处理想的驻军之地。高起潜身为总监军，手握重兵，其军事部署对整个畿南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此时，卢象升所率明军主力正与清军在畿南另一战场鏖战，作为明军在畿南的主要统帅，卢象升急需各路援军的配合与支援。那么，卢象升与高起潜之间在此时是否进行了联络？卢象升派出联络官，可是高起潜扣下此人，让卢象升不得以知道高起潜部在什么地方。
这也成为后世史学研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从当时的军情来看，卢象升与高起潜所部相距不远，且同属明军序列，按理说应当互通消息、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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