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入山者身处山林之中，当以左手摘取“青龙”（六甲）方位上的草，折断半根放置于“逢星”（六乙）方位下，从“明堂”（六丙）方位进入“太阴”（六丁）方位，脚踏禹步而行进，并念诵祝文三遍，曰：“诺皋，大阴将军，独开曾孙王甲，勿开外人；使人见甲者，以为束薪；不见甲者，以为非人。”
然后，将手中所持折草放于地上，左手取土涂抹鼻下人中处，右手持草作遮蔽状，左手伸出前导，踏禹步到“天藏”（六癸）方位下，屏吸站立，如此可隐匿形体，令他人及鬼精无法寻觅到自己的踪迹。
这类隐身符，在后世道经中屡有见载，如《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引《太上玉经隐注》曰：“太上大隐符九首，日正中以水顿服之，千日则出入无间，隐见在意，为仙人矣。”
这里的“太上大隐符”与葛氏“大隐符”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均系口服，只不过又增设了时日禁忌——择正午时分，且服符的历时过程更久（需“千日”，而非“十日”）。
不过，修炼成功后的“隐”、“显”手法却更加便捷和随意，“隐见在意”，也就是说真正实现了率性而为，欲隐即隐、欲显即显，而不再拘泥于机械地“左旋”和“右旋”，由此可见，后世道教对隐身术又进行了理性化和人性化改造。
此外，《鬼谷子天髓灵文》也收录了两种隐身符：隐形藏体符、天隐符，根据符后配文显示，此二符的操作手法及功用与前述“大隐符”（“太上大隐符”）大同小异，当系出一源。
如该书卷上“隐形藏体符”条：“此符用朱砂，志心向北斗礼二十四拜，方执笔望北极取气，吹笔上，书符。服至七七四十九日，身形出入行走，人不见。”又，卷下“天隐符”条云：“若要隐时，书就此符，向日吞之，实时隐矣，无人得见。每月一度吞之。”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后，道教隐身符的应用领域不再局限于登涉山泽、防御邪怪猛兽时使用，而是延伸到行兵作战的军事实践中去。
前引《鬼谷子天髓灵文》卷上“隐形藏体符”的一项重要功用就是“百万军阵之中过，将此符用朱砂书于心一道、两臂各一道，并无妨害。须是志心记之。”
又，《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卷下“隐遁潜形入军围中符”条：“（符见图版2）凡欲入军行事，书此符六道，告玉女毕，吞三道，顶一道，左右手各持一道。禹步入阵，走入军中，诸军皆不见。”
东晋葛洪祖师所撰《抱朴子内篇》是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重要典籍之一，其包含的内容森罗万象、涉及的领域极为庞杂，是研究汉晋道教史及道教文献的重要史料。
前文讨论了该书《登涉》、《杂应》等篇中有关隐身术的文献记载，藉此揭示了汉晋之季隐身术经由江南方士传统，进入神仙道教信仰体系的演变轨迹。
方术与道术的融合与吸收，是历代道门中人必须面对的永恒议题，综观一千八百余年的华夏道教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方术与道术彼此交错、渗透和相互影响的痕迹。
客观的说，道教法术是以原始巫术、秦汉方术的观念传统为理论基础而改造、完成的，但道术决然不同于方术的本质特征就是黄老易为核心的道学，这是方术道教化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核心原则，也是甄别道门法术与民间巫术、法术的重要标准之一。
汉晋时期，是道术与方术的磨合期，此时江南道教大量吸收了民间盛行的各种巫术和方术，从而得以快速建构出一套形而上的神学理论体系和形而下的道门法术操作系统。
南宋时期，江南道教又开启了新一轮大量吸收民间方术的浪潮，进而将改造后的新法术充斥到斋醮科仪中去，藉此弥补由于科仪发展而带来的实践需求。
就隐身术而言，幸赖《抱朴子内篇》的载录才得以睹见其援入道教时的早期形态。
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葛洪祖师及汉晋道教视野中的隐身术仅是作为一种外在技巧而存在，尚停留在“术”的层面。
唐宋以后，道教隐身术不仅在适用范围上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而且又被进一步理性化和实践化，乃至将其从最初葛洪眼中隐匿身形、脱离险境的应急小术，一跃成为验证修道者素质高低的一种标志，从而推动了隐身术由“术”向“道”层面的转变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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