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新君继位，朝堂上下，总是避免不了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磨合。
对于皇帝来说，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稳固自己的地位，经营自己的威望。
对于朝臣来说，也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朝政事务，来了解新君的脾气秉性，喜好底线。
这种过程或长或短，或激烈或平和，不一而是，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这种磨合的过程，通常情况下，从时间上来看，从新君登基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而从形势上来看，通常以君臣对抗为主。
至于发起者，或许是皇帝，又或许是朝臣，却是并不一定。
事实上，天子，不，应该说太上皇，这次的亲征。
就是一次典型的磨合过程。
太上皇希望在群臣当中的形象，是一个乾纲独断，承继父祖军威的有为之君。
而群臣则希望他安安生生的，为此，王直甚至在亲征之前，亲率百官伏阙进谏。
但是可惜，没有拦住一意孤行的太上皇。
如果说这次是大胜而归，那么太上皇自然会再一次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之后在朝堂当中威信大增。
然而败了……
不说远在漠北的太上皇，单说朱祁钰这位新君。
虽然之前他已经总政秉国，但是一来时日不长，二来还是那句话，监国和天子，到底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这次王振一党的判罚，很明显，就是朝臣们递过来的一次试探。
明明白白的两个选择！
要么都杀了，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要么就宽宥一些罪行不重的人的死罪。
两种处置都有说法，朝臣们争论半天，其实从另一种层面上，也是在给朱祁钰台阶下。
这样无论他如何处置，都不会被人诟病。
这种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其实很能看出一个人的风格。
如果朱祁钰选择的是前者，那么就说明，他是一个杀伐果断，崇尚严刑峻法，能下得去狠心，且不在意名声的君主。
而如果他选择的是后者，那就说明，他是一个顾惜羽毛，心怀仁德的君王。
试探出新君的施政风格，底下大臣才好决定自己接下来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配合新君。
想明白了这一节，朱祁钰倒也不犹豫，沉吟片刻，开口道。
“王振一党罪大恶极，自当重惩，但是朕既然将此事交由法司处置，法司自当按大明律例论处。”
“大理寺卿，朕问你，除毛贵等一应内宦外，其余人等，所判刑罚，可有律例可依？”
王振一党，这个范围实际上是很广的，除了宫中内宦之外，还有一部分朝廷命官，锦衣卫，甚至是低阶的杂官之流。
相对而言，那些权势极大的内宦，反倒不是争论的重点，他们是天子家奴，本就不受大明律保护。
何况他们跟王振关系亲密，就算没有土木之事，单论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也够定死他们的。
朝臣们真正争论的，其实是那些，投靠了王振，并且依仗他的权势胡作非为的低阶锦衣卫和杂官的处置。
这些人有些的确罪大恶极，但是有些罪状却也并不重，无非是替王振办事，索取好处而已。
听了新君的问话，群臣心中大约便有了底。
既然提了大明律例，这么说来，是要轻判？
被天子点了名，俞士悦自然不能再闭口不言，上前一步道。
“回皇上，除内宦一干人等外，依附王振的官员，锦衣卫，匠人等虽有罪状，然若依照律例，的确罪不至死。”
“三司会审之时，臣等合议，王振罪恶滔天，为警示后人，故俱判斩刑，然若纯以律例而言，此份判罚的确显得过重。”
朱祁钰点了点头。
这其实在大明朝是常事。
事实上，除了秦朝之外，历朝历代在对于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律法都只是判罚考虑的其中一种依据，但不是全部。
毕竟，多数情况下，案件的判罚为的是维持统治的稳定。
为了达到这一点目的，在实际的案件处置当中，所参考的依据实际上有很多。
对于正常的案件来说，除了律法之外，还有以前类似的判例，这两者是判罚的主要构成。
若是像王振这样的大案要案，正常来说，判罚的依据有四个，其中两个，分别是律法和之前类似的判例。
另外的两个，一是事件后果的严重程度，二是朝野上下的民情民意。
除此之外，对于一些特殊的案件，礼法道德，也可以成为判罚的依据之一。
至少在目前的大明来说，这几种判罚的依据，效力是基本相同的。
所以俞士悦说，单纯按照律法来判，是罚的重了，但是若是按照事件后果的严重程度来说，从重却是合适的。
不过，俞士悦话虽然如此说，但是透出的态度，还是十分中立的，依旧是在阐述自己判罚的原因，而没有多说其他。
于是朱祁钰道：“既然如此，还是依律为好，此案当中，除王振等罪大恶极之人，处罚从重从严之外，其余一应人等，皆照律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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