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五凤元年至二年，宗室与边疆事务多有交织：一边是徐晏主持匈奴降者封爵、规范诸侯礼仪，另一边是广陵王刘胥的谋逆迹象逐渐暴露——五凤二年，刘胥诅咒宣帝之事被揭发，宣帝派廷尉审讯，刘胥最终自杀，封国废除。此事件中，徐晏虽未直接参与审讯，但作为掌管诸侯事务的大鸿胪，其此前对刘胥入朝礼仪的严格把控、对诸侯动向的关注，实则为皇权稳定提供了间接保障，避免刘胥借礼仪场合传递谋逆讯息或煽动宗室。
徐晏任大鸿胪的具体时长，《汉书》未明确记载，仅知五凤元年其始任此职，至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百官公卿表》载“弘农太守韦贤为大鸿胪”，由此推断，徐晏任大鸿胪约四年。在这四年间，西汉边疆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匈奴呼韩邪单于于甘露元年遣子入汉为质，正式降汉；西域都护府所辖诸国愈发臣服，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关东诸侯王国因刘胥事件后，宗室监管更严，无重大叛乱。这些成就的取得，虽得益于宣帝的英明决策与汉朝长期的军事威慑，然徐晏作为大鸿胪，在接待匈奴降者、调解民族纠纷、规范诸侯礼仪等方面，必付出诸多努力，为“孝宣中兴”局面的巩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遗憾的是，《汉书》除记载徐晏任大鸿胪一事外，未提及其一言一行、具体功绩，更未载其卸任后的去向与结局。或因西汉后期史料散佚，或因徐晏行事低调，无惊天动地之举，故不为史家详载。然观西汉历史，九卿皆为朝廷重臣，其任内所为，虽未必皆能载入史册，然必与国家治乱兴衰息息相关。徐晏以大鸿胪之职，于宣帝中兴之世，默默处理四方藩属与诸侯事务，维护汉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规范宗室礼仪秩序，其功虽不彰显，然亦不可磨灭。
史家司马迁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西汉诸臣中，如卫青、霍去病之流，以军功彪炳史册；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以思想、政治成就名垂后世；而徐晏之属，虽无显赫功绩，然身居九卿，恪尽职守，实为汉朝官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正是无数如徐晏这般的官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方撑起西汉王朝的统治大厦，成就“孝宣中兴”的盛世。徐晏之名，虽仅见于《汉书》寥寥数字，然其大鸿胪之职，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已足以让我们想见其当年在朝堂之上、外交场合中，为汉朝四方安定奔波忙碌的身影，亦足以让我们将其视为西汉中期官僚群体的一个缩影，载入西汉历史的长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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