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取代曹魏、对峙孙吴的历史转折期，徐胤以江夏太守之职，镇守荆州前线，成为西晋初年防范孙吴的重要军事将领。其事迹却散见于《晋书·武帝纪》《晋书·地理志》及相关史注中，尤其在太始元年（265年）驻守巫山、构建边境防线的举措，不仅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更成为西晋巩固荆州防务、为日后灭吴奠定基础的关键一环，堪称西晋初年边疆防务体系的重要实践者。
徐胤的崛起，与西晋初年的政治军事格局紧密相连。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西晋，改元太始，是为晋武帝。此时的天下，尚未完全统一——江南地区仍由孙吴政权掌控，与西晋以长江为界，形成南北对峙之势。荆州作为西晋与孙吴接壤的核心地带，西连益州，东接扬州，扼守长江中游，既是西晋防御孙吴的前沿阵地，也是未来伐吴的战略跳板，其军事地位至关重要。晋武帝即位后，立即着手整顿荆州防务，任命一批经验丰富的将领镇守各地，徐胤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被任命为江夏太守，跻身西晋荆州前线的核心军事领导层。
江夏郡（治所今湖北云梦）地处荆州东北部，北临汉水，南接长江，与孙吴的武昌（今湖北鄂州）隔江相望，是孙吴北上攻晋的重要目标，也是西晋防范孙吴的“东大门”。作为江夏太守，徐胤的核心职责不仅是治理地方，更要统领郡内军队，构建防御体系，应对孙吴的军事威胁。史载徐胤“娴于军务，善察地形”，到任后并未急于部署兵力，而是先对江夏及周边的山川地理、水文气候进行详细勘察，尤其关注孙吴可能进军的路线——无论是从武昌沿长江北上，还是从沔水（今汉江）西进，江夏都是必经之地，而巫山作为长江三峡的东端起点，更是荆州西部连接益州的咽喉要地，若巫山失守，孙吴军队便可沿长江逆流而上，威胁西晋的益州与荆州腹地。
正是基于对战略形势的判断，太始元年（265年），晋武帝采纳徐胤与荆州都督卫瓘的建议，决定加强巫山防线的部署，任命徐胤与牙门将张咸共同率军驻守巫山。巫山位于今重庆巫山县境内，地处长江三峡的瞿塘峡西口，两岸峭壁林立，江面狭窄，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是防范孙吴从荆州西部偷袭益州的关键节点。此前，曹魏虽在巫山设有戍卫，但兵力薄弱，防御设施简陋；徐胤进驻后，立即对巫山防线进行大规模整修与强化：他先是在巫山山顶修筑烽火台，与沿江的夷陵（今湖北宜昌）、秭归等戍点形成烽火传讯网络，一旦发现孙吴军队动向，可在半日之内将消息传递至荆州都督府与益州治所；随后，他又在长江两岸修筑堡垒，挖掘战壕，部署弩箭阵地，尤其在江面狭窄处设置铁链与铁锥，以阻挡孙吴战船通行；同时，他还对驻守巫山的士兵进行针对性训练，重点演练水战与山地防御，提升军队应对孙吴水军的能力。
徐胤驻守巫山期间，与牙门将张咸配合默契，形成了“水陆联防”的防御体系。张咸擅长水战，负责统领水军，在长江江面巡逻，防范孙吴战船突袭；徐胤则擅长山地防御，统领步兵驻守两岸堡垒，形成“江面有巡逻、岸边有堡垒、山顶有烽火”的三重防线。这种防御体系，既利用了巫山的地形优势，又结合了西晋军队的陆战特长与水军建设成果，有效弥补了此前曹魏在荆州西部防务的薄弱环节。史载孙吴曾多次派遣间谍探查巫山防线，见其“堡垒林立，烽火相连，防守严密”，始终不敢轻易从巫山方向发起进攻，足见徐胤部署的防线之稳固。
除了构建巫山防线，徐胤在江夏太守任上，还推行了一系列“固边安民”的举措，为荆州前线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他推行“军屯制度”，组织驻守江夏的士兵开垦荒地，种植粮食，既解决了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又减少了对地方百姓的赋税依赖；同时，他还招募江夏本地的青壮年组建“乡勇”，教授他们基本的作战技能，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一旦孙吴军队入侵，乡勇可协助军队守城或袭扰敌军。在民生上，他重视水利建设，组织百姓修缮江夏境内的堤坝与灌溉渠道，确保汉水与长江沿岸的农田免受水患，粮食产量逐年提升；针对江夏地区因战乱导致的人口流失问题，他颁布“招抚令”，鼓励流民返乡定居，并给予他们减免赋税、分配土地的优惠政策，让江夏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
徐胤的这些举措，不仅让江夏及巫山防线成为西晋荆州防务的“坚固屏障”，更让荆州前线的军民关系日益融洽，为西晋凝聚了抗吴的民心士气。当时的荆州都督卫瓘在向晋武帝上奏时，曾称赞徐胤“治边有方，军民同心，江夏与巫山防线固若金汤，实乃国之良将”，晋武帝为此特意下旨嘉奖徐胤，赏赐他绢布百匹、黄金五十斤，并将其晋升为壮武将军，仍兼任江夏太守，继续镇守荆州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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