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与前秦对峙的烽火岁月中，将领徐曅的名字虽未如谢安、朱序般显赫，却以其贯穿襄阳保卫战与前秦羁旅的特殊经历，成为乱世中中层将领命运的典型缩影。这位见于《晋书·朱序传》的军事人物，在孝武帝太元年间的南北交锋中，先是以部将身份坚守襄阳孤城，城破后沦为俘虏，继而随主将朱序辗转于前秦阵营，其生平轨迹虽记载简略，却清晰勾勒出东晋与前秦政权博弈下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折射出那个时代忠义与生存的复杂抉择。
徐曅的早年经历虽未见于史料记载，但结合东晋军政体系与他后来的任职轨迹可推知其成长背景。东晋偏安江南后，北方士族南迁与南方本土势力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门阀军事体系，地方将领多依托宗族关系或军功晋升。徐曅能够成为南中郎将朱序的麾下将领，必然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与作战经验。朱序作为东晋名将，早年曾平定司马勋叛乱、击败前燕军队，麾下聚集了一批久经沙场的将士，徐曅能跻身其中，侧面印证了他在当时军中的认可度。
太元二年（377年），朱序调任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镇守襄阳，徐曅随之赴任，开启了他与襄阳这座军事重镇的命运交织。襄阳地处汉水上游，是东晋抵御北方政权南侵的战略要地，素有“荆襄屏障”之称，其得失直接关系到江淮腹地的安全。当时前秦天王苻坚已先后灭亡前燕、前凉，统一北方，正积极筹划南下灭晋，襄阳自然成为其首要攻击目标。徐曅抵达襄阳后，便投身于城防整备工作，与其他将士一同加固城墙、囤积粮草、训练士卒，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
太元三年（378年）正月，苻坚派遣其子苻丕统领杨安、慕容垂、姚苌等名将，率十七万大军分四路合围襄阳，拉开了襄阳保卫战的序幕。这场战役的兵力对比极为悬殊，东晋守军虽具体数量不详，但相较于前秦的十七万大军，无疑处于绝对劣势。作为朱序麾下的核心将领之一，徐曅承担着关键的防御职责，其具体防守区域虽未明确记载，但从战役进程来看，他必然活跃于城墙防御、兵力调度等核心战场。
战役初期，朱序因前秦无舟船而放松警惕，未在汉水设防，这一疏忽险些酿成大祸。秦将石越率五千骑兵乘夜渡汉水，突袭襄阳外城，缴获百余艘船只供后续秦军渡河。危急时刻，徐曅随朱序迅速组织反击，退守内城坚守。此时朱序之母韩氏亲自登城勘察，发现西北角城墙薄弱，率女仆及城中妇女另筑二十余丈新城墙，即后世闻名的“夫人城”。徐曅在这一过程中积极配合，调度兵力防守新筑城墙，确保防线稳固，为后续持久战奠定了基础[__LINK_ICON]。
随着秦军完成合围，攻城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苻丕下令轮番猛攻，使用云梯、撞车等器械持续冲击城墙，徐曅与将士们昼夜轮守，凭借弓箭、滚石、火油等防御器械顽强抵抗。史料记载“朱序屡屡出战，击败秦军”，这些局部胜利的背后，离不开徐曅等中层将领的奋勇作战。他们不仅要应对正面攻城的秦军，还要防备敌军的夜袭与佯攻，在粮草逐渐短缺、士卒疲惫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这种坚守持续了近一年，创造了东晋抗秦史上的防御奇迹。
然而，长期的围困终究消磨着守军的意志。太元四年（379年）二月，襄阳督护李伯护暗中降秦，愿为内应，导致防线出现致命缺口。苻丕抓住机会下令总攻，秦军从李伯护引导的方向突破城防，襄阳城最终陷落。城破之际，徐曅并未选择投降或逃亡，而是随朱序继续抵抗，直至力竭被俘。这一选择彰显了他作为东晋将领的忠义气节，与李伯护的叛变形成了鲜明对比。苻坚因赏识朱序的气节，未加惩处，反而任命其为度支尚书，徐曅作为朱序的核心部将，也随之归入前秦阵营，被迫开始了异国羁旅生涯。
被俘后的徐曅，始终与朱序保持着紧密联系，这种从属关系在乱世中成为他生存的重要依托。前秦对被俘的东晋将领采取了分化拉拢的策略，既给予官职以示优待，又暗中加以监视。徐曅虽未获得如朱序般的高阶职位，但凭借其军事能力，仍被编入苻丕麾下效力。苻丕作为前秦太子，当时正负责经略中原地区，徐曅随之参与了前秦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其足迹可能遍及今河南、山西等地。
太元八年（383年），苻坚发动百万大军南下伐晋，淝水之战爆发。此战成为徐曅命运的又一转折点。苻坚在进军途中，派朱序前往东晋军营劝降谢石，实则希望利用朱序的影响力瓦解晋军士气。朱序虽身在秦营，心却向晋，暗中向谢石献策：“若秦军百万兵众全部抵达，确实难以抗衡，应趁各路军队尚未会集，迅速攻击前锋部队以挫其锐气。”这一关键建议直接影响了战役走向[__LINK_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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