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大量双耳彩陶罐，其黑红彩绘的涡纹与三角纹饰，与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彩陶风格高度相似。尤为珍贵的是出土的一件鸟形陶壶，壶嘴塑造成鹰喙形态，反映了早期先民的图腾崇拜。这些陶器内壁检测到青稞酒石酸残留，证实当时已掌握谷物发酵技术。
遗址灰坑中发现的碳化青稞颗粒，将青藏高原农耕史上推至5000年前。通过对耕作层孢粉分析显示，当时人们采用"刀耕火种"方式，在河谷台地种植青稞、粟等作物。遗址东侧发现的石砌梯田遗迹，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山地农业工程实例之一。
保留完整的半地穴式房屋基址显示，先民已掌握夯土墙技术。最令人惊叹的是3号房址的石砌火塘，其烟道设计与现代藏式火炉原理一致，说明早在史前时期，雅砻江流域居民就发展出适应高寒环境的生活智慧。
2018年，考古团队在遗址下层发现更早期的细石器文化层，出土的燧石箭簇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器物同源，暗示着纵贯横断山的史前文化走廊的存在。这些发现彻底改变了"青藏高原边缘地带文明滞后"的传统认知，证明雅砻江流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在雅砻江流域设立"朵甘思"（多康地区）军政区，成为吐蕃东扩的战略支点。考古发现表明，该区域现存21座吐蕃时期戍堡遗址，其中理塘县夯达吐蕃戍堡保存最为完整——其夯土城墙厚达4米，城垣四角设有敌楼，符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的"每百里设一岱"（军事据点）制度。
2015年出土的吐蕃简牍记载了当地驻军"每户出丁二名，备马一匹"的兵役制度，印证了雅砻江作为"吐蕃铁骑东进走廊"的历史地位。
吐蕃王朝的佛教政策在雅砻江流域留下深刻印记。德格印经院（1729年建）虽为后世建筑，但其珍藏的《丹珠尔》经版中，保留有吐蕃时期翻译的《般若十万颂》原始版本，经版上的古藏文题记显示其底本来自桑耶寺。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江达县青泥洞摩崖石刻——这组8世纪的造像中，释迦牟尼佛着吐蕃贵族特有的翻领服饰，莲座下方刻有藏文"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造"的铭文，是吐蕃王室推行佛教的实物见证。
在白玉县山岩乡发现的9世纪合金铜佛像，兼具吐蕃浑厚造型与汉地鎏金工艺，其底座上的汉藏双语铭文记载了唐蕃使臣共同督造的经历。
多元文化的交融，生动诠释了雅砻江流域作为"汉藏走廊"的历史角色。吐蕃时期形成的这种文化基因，至今仍影响着流域内的宗教艺术，如德格藏戏面具的造型就可追溯至吐蕃傩仪传统。
1950年代，随着川藏公路（318国道）的全线贯通，雅砻江流域延续千年的交通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
在雅江县段，公路建设者采用"悬空架桥"技术，在江面最窄处（宽度不足80米）建成当时世界海拔最高的钢索吊桥（海拔3250米），彻底取代了上下游20余处牛皮船渡口。
老船工回忆："从前横渡需要半小时，现在汽车过桥只要三分钟。"据1957年统计，仅雅江县城渡口的牛皮船运输量就从年均1.2万人次骤降至不足500人次。
公路通车导致牛皮船制作技艺面临传承危机。这种用整张牦牛皮缝制、柳木作骨架的渡船，原本需要匠人掌握鞣皮、浸油、缝纫等32道工序。随着需求锐减，掌握全套工艺的匠人从1950年的37人减少至2020年的3人。现存最古老的牛皮船收藏于甘孜州博物馆，其船底仍可见当年摆渡时被礁石刮出的深痕。
交通改善催生了现代商贸网络。1959年在雅砻江畔建立的新都桥物资转运站，首次将流域内的虫草、松茸通过公路直运成都，使当地特产收购价提升4倍。
公路沿线出现的道班（养路工区）逐渐发展为定居点，如剪子弯山道班后来演变为今日的"天路十八弯"观景小镇。这种变迁生动诠释了雅砻江从"自然屏障"到"经济通道"的功能转型。
这段历史浓缩了中国西部现代化的典型路径——一条公路如何改变大江的命运，又在时代浪潮中留下值得珍藏的文化记忆。如今在雅砻江某些支流，牛皮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在旅游展示中延续着最后的荣光。
在雅砻江流域的藏族聚居区，"崩科"建筑堪称高原民居的活化石。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集中于道孚县鲜水河峡谷，其核心工艺是"夯土+木构"的混合结构：
采用直径30-50cm的百年冷杉作为主体框架，横向穿枋形成柔性结构，配合1米厚的黏土夯筑墙，使建筑可抵抗9级地震。2013年芦山地震中，邻近的现代砖混房屋倒塌率达37%，而崩科建筑无一损毁。
典型的三层布局暗合藏传佛教"三界"观念——底层关牲畜（欲界）、中层住人（色界）、顶层设经堂（无色界）。最具特色的是二层"夯土阳台"，其悬挑结构在没有钢筋的时代，全靠榫卯与夯土的精密咬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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