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于是他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载的奴隶制国家的典则，损益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
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实我们很怀疑建文帝朱允炆的四大傻子是不是就是王莽投胎了，前世复古没干成，投胎成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四人，在大明朝再进行一次“尊古复古”。】
朱元璋暴怒了，能不能不要再提我大明了！
咱已经知道了朱允炆是个蠢的了，这一次这小子一定不是皇帝。
不对，朱允炆已经没有这一次了。
【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
而且拘泥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其进一步发展。
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
嗯，这一波操作怎么说呢，有北宋末年，金军围攻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的时候，宋端宗请了一个道士施展“道术”撒豆成兵，想要以此守城的味儿了。
咱就是说，前人已经把能踩的坑都踩了个遍了，可是仍有后来人不信邪的继续跳进坑里。
正如唐朝诗人杜牧写的《阿房宫赋》中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大唐真是人才辈出啊！”李世民轻声读着杜牧的文章，越读越兴奋道：
“朕要将此句写下来，裱到崇文馆去，学生们都要每天颂上一遍，以此警惕啊！”
崇文馆，是唐朝时期皇子未出阁前读书的地方。
和明朝的文华殿、大本堂差不多的性质。
只不过崇文馆却比明朝的文化殿功能更多。
《晋史》、《南北朝史》、《隋史》等也是在崇文阁里编纂而成的。
“怎么就提到俺大宋了？”
隔了一千年的事儿了，还能把俺大宋牵出来溜一下。
“这是这腌臜货的后代，污了俺大宋的名声啊！”
【正如北宋没能用道术守城成功一样，王莽的哭泣也未能感动天地，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
“以复古为解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正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王莽失败的原因其二就是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
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
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
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
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
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伐，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
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
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
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朝令夕改自古以来大忌也。这都不懂？”
刘询很怀疑王莽这个大汉朝大司马是不是真的全靠营造声望混上去的，这最简单的政治知识，居然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我大汉的大司马的含金量这么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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