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咸阳宫的龙椅上，本以为整治了朝堂的党派纷争，大秦便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然而，民间却悄然涌起了一股暗流。
这日，我收到了各地呈上来的奏章，其中不少都提及了民间赋税的问题。虽说大秦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赋税乃是国家运转的重要支撑，但近年来，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满足宫廷的各项用度，赋税额度一增再增。
在巴郡，百姓们要上缴的田赋已达到收成的三分之一，除了田赋，还有人头税、户赋等诸多杂税。一位名叫李三的老农，家中五口人，耕种着五亩薄田。每年辛苦劳作下来，除去上缴的赋税，所剩粮食竟难以维持全家的温饱。为了凑齐赋税，他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利滚利之下，债务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生活愈发艰难。
在会稽郡，手工业者们也怨声载道。他们不仅要缴纳高额的商业税，而且在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环节，还时常遭遇官吏的层层盘剥。一位做丝绸生意的商人王二，原本生意做得还算红火，但随着赋税加重，再加上官吏的刁难，货物积压，资金周转困难，最终只能关闭店铺，另谋生路。
这些情况并非个例，全国各地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百姓们在繁重的赋税下，生活日益困苦，心中的不满如同地底的岩浆，在黑暗中涌动，随时可能喷发而出。我看着这些奏章，眉头紧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若不及时解决，恐怕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除了赋税问题，大秦严苛的律法也逐渐引发了民间的强烈不满。
大秦以法家思想立国，律法严明，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律法条款显得过于严苛，与现实情况脱节。例如，“失期，法皆斩”这一规定，在征调民夫服徭役时，若有人因不可抗力因素，如暴雨冲毁道路、突发疾病等导致延误期限，便要被处以斩首之刑。
在蕲县，陈胜、吴广等九百余名民夫被征发去渔阳戍边。队伍行至大泽乡时，遭遇了连日暴雨，道路泥泞不堪，根本无法前行，他们估算着已经延误了到达渔阳的期限。按照大秦律法，失期当斩，陈胜和吴广私下商议：“如今逃亡是死，起义干一番大事业也是死，同样是死，为国事而死不好吗？”他们深知，严苛的律法已将他们逼入绝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
又如，连坐之法在民间也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一人犯罪，其家人、邻里甚至同伍之人都要受到牵连。在南阳郡，一个年轻人因一时糊涂偷了邻居家的一只鸡，按照律法，他本人要受到严厉的鞭笞之刑，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要被罚做苦役，邻居们也要缴纳高额的罚款。这种连坐之法使得百姓们人人自危，邻里之间相互提防，社会关系变得紧张而脆弱。
严苛的律法本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但如今却成了压在百姓心头的一块巨石，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蔓延。
徭役的繁重，更是让百姓们苦不堪言。大秦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长城的修筑、阿房宫的建造、秦始皇陵的修建以及众多驰道的铺设，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各地不断征调民夫，许多家庭的青壮劳力都被强行征走，导致农田无人耕种，家中老弱病残无人照料。
在赵国故地，一个名叫张老汉的农民，家中有三个儿子，全部被征去修筑长城。家中仅剩下他和老伴，以及年幼的孙子孙女。看着家中几亩荒芜的田地，张老汉老泪纵横。没有了儿子们的劳作，地里颗粒无收，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修筑长城的民夫们，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劳作，一直干到天黑，稍有懈怠便会遭到监工的打骂。他们居住在简陋的工棚里，饮食粗劣，缺医少药。许多民夫因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和恶劣的生活环境而生病，却得不到有效的救治，最终客死他乡。
而在阿房宫的工地，情况同样糟糕。工匠们不仅要承受高强度的劳动，而且工程要求极为苛刻，稍有差错便会受到严惩。不少工匠因无法完成繁重的任务，被施以残酷的刑罚。
这些被征调的民夫，本是大秦的百姓，他们为国家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换来的却是非人的待遇和无尽的苦难。民间对徭役的怨恨如同熊熊烈火，越烧越旺，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基层官吏的腐败与压迫，犹如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了民间的矛盾。
在地方上，一些官吏为了中饱私囊，肆意增加赋税额度，将多余的部分据为己有。他们还在征调徭役时，营私舞弊，对有钱有势的人家，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普通百姓则百般刁难，强行征调。
在沛县，县令为了讨好上级，私自将赋税提高了两成。他还与当地的富商勾结，在征调徭役时，富商只需向县令行贿，便可免去家中子弟的徭役。而那些交不起贿赂的贫苦百姓，哪怕家中有重病之人，也无法逃脱被征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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