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到夜校，先是检查了合作社干部们的学习情况。这里面富户家原本就识字的最好，其次是张二妮这些年轻人，最差的是原本的佃户。
然后，他与几个班上骨干学员，以及两位女先生，就在课堂里围成一圈，谈了谈夜校后面的想法。
“往后，咱们这个夜校要扩大规模，还要丰富学科。扩大规模，主要针对远近村湾的小孩子，尤其是七到十岁的小孩子。原先咱们在苏家湾收了不少这样的孩子，给家里算了工分，在别的湾子，咱们也要推开这一套，孩子来上学，家里记工分。这样，他们用孩子上学计分拿的铜钱，就够买书本纸墨，也就不会有太大的抗拒。我算了下，我们现在包括苏家湾附近的五个湾子，加上郑店二十四村湾，一共是三十个村湾，有口五万多人，合计七到十岁的幼童约莫三千五百余，按照七十人一个班，需要办五十个班，每日支出需要二十两银子。目前来看，全部覆盖难度还比较大，我们暂时只能先在苏家湾附近的五个村湾搞，五百多个孩子，办七个班，每日花销三两银子。你们这批骨干学员，就是第一批老师。白日里忙合作社的事情，晚上有时间要来兼职给孩子们教书。当然，愿意来的还是多发工钱，按加班计算。不愿来的不强求，不过，往后评选委员和会长，这个会是很重要的参照。”
“丰富学科，主要就是要增加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数学就是术数，算账，统计，甚至更高级的工程技术，都非常有用。物理和化学你们可能不熟悉，没关系，教材我来提供，第一批老师我来培养，你们先教数学，再把数学成绩好的人推荐给我，我带他们学物理化学。至于地理、历史，就是熟悉我们华夏的每寸土地，每个故事，将来走遍天下，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此外，我觉得两位女先生都很有才干，有些技艺也偶尔可以教授，比方说画画，音律，多懂些东西，对你们以后有好处。”
苏庆阳也在班上，而且因为辈分高，学习成绩也拔尖，是夜校培训班的班长。
对于学习文字，他是非常赞成的，对于学习数理化，他可以接受，毕竟现在产业越来越多，摊子越来越大，的确需要一些算账的能力。地理、历史嘛，他说不上来，总觉得没有必要，但学了也没啥坏处，明理嘛。不过，对于新增音律、美术他就有些搞不明白，觉得浪费时间。
“举人老爷，咱们苏家湾都是粗人，写写画画认得账目就够了，学那么些旁的，真的有用吗？”
陈吉发莞尔，苏庆阳明明辈分高，往日里也最是注重这些，如今却称“举人老爷”。
底层群众最重实用，称谓如此，观念也是如此。就比方说读书这件事，有用的他们甘之如饴，觉得无用的便弃之一边。但何为有用何为无用？底层百姓的判断，往往就是能不能带来现金收益。
为何金钱会成为底层考量问题的主要依据？为何普遍的拜金主义在这个国家如此盛行？归根结底，在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给老百姓作出的表率，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黍。读书，便是卖与帝王家，便是博取物质利益。长期将物质利益与政治权利、社会地位高度绑定的结果，便是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唯物质利益的话语体系，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拜金的文化氛围，偶有一两个因私人情操而不拜金的特立独行者，便会被孤立排挤，最终郁郁而终，又从反面加强了这套政治经济权益分配体系。
陈吉发无法一时半会改变这套运行了上千年的利益分配体系，但他却可以潜移默化的从坚持一些“无用”的东西开始，慢慢培养一些“无用”的人才。
科技、艺术，人类文明的巅峰之作，哪一个都是在当下看来“无用”的东西，只有将人类自由意志的实现作为政治利益的最高目标，人类的发展同政权的利益才能高度一致。如果将物质利益作为驱动，那么这个政权本身就是落后腐朽的“分肥”体制，运行的核心就是“牧民”，将百姓当产出财富的牲口，本质上同收保护费的山贼土匪没有任何区别，那么这套制度孕育出来的，就一定是物质之上的拜金主义，不可能诞生出代表人类文明的耀眼之作，即便偶有不世出的天才，也会迅速被物质的汪洋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泛起微弱星光，不成气候。
所以，陈吉发要颠覆这套封建制度，要进入前世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的现代社会，就必须从一开始就破除阶级、社会地位、经济利益的高度绑定，将人的个性追求充分展露出来，那么适当的其他学科基础教育就是必不可少的。
但考虑到这个时代的客观条件，他并没有特别坚持一定要苏庆阳这些已经形成价值观的人去扭转思想。
“庆阳小爷爷，往后还是叫我名字吧，辈分还是不能乱了。至于学习的事情，夜校的合作社干部就自选吧，有兴趣来听一听。但是七岁到十岁的孩子必须要跟着学，咱们打好基础，孩子们将来肯定不局限于苏家湾、江夏，可能还不止局限于武昌、湖广，眼界开阔些，将来与更高层次的人打交道才游刃有余。咱们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可以同人谈论音律诗词的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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