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讲到李渊和家人在晋阳团聚，由于诬杀了隋炀帝的“耳目”王威和高君雅，形势非常紧急。李渊命李世民召集刘肇仁（刘文静）、裴寂等人前往府中商议起义兵之事。
见面后，刘文静便向李渊提出了与突厥通好的建议，他认为，只有确保后方稳定，义军才能专心致志地攻打隋朝，夺取天下。
他向李渊建议道：“唐公，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局势，当前主要威胁是来自于突厥的滋扰侵袭，因此，我建议您先与突厥建立友好关系，大丈夫能屈能伸，必要时，您就是向突厥俯首称臣又有何妨？只要换取突厥的支持，包括借兵和提供军马，能解除后顾之忧才是当务之急，然后我们再举兵反隋，才无后顾之忧。”
李渊听后，紧皱眉头，说道：“肇仁啊，朕与突厥通好，于礼恐有大亏，且一旦称臣于彼，日后恐生后患，惹人耻笑。”
刘文静起身拱手道：“大人，我也深知此中利弊。然当下，隋军尚强，而我等举事之初，兵力尚寡。突厥骑兵剽悍，若其在我们身后不时侵扰，我军必腹背受敌。且突厥人贪财好利，您只需先许他些财物和些许虚名，待我大业稍成，再行计较也不迟。”
李渊轻轻摇头，拒绝道：“但称臣于胡虏，我心实难坦然，我李渊本欲举义旗，兴华夏正统，此非长久之策。”
刘文静忙道：“大人，这只是权宜之计。且不说胡虏，如今隋炀帝杨广失德，群雄并起，我军若不图迅速发展，恐错失良机。突厥近在迟尺，如果结为盟友，定不会骚扰冒犯我军后方。只要我军根基稳固，羽翼渐丰，彼虽有心，亦不敢犯。我们以财帛、美物暂得安宁，可专心攻打隋室，待四方归服，天下尽入吾手，还怕他突厥作甚？”
李渊沉思片刻，问道：“那依你之见，当许突厥何物，才能收买其心，方能使其出兵相助？”
刘文静以坚定的口吻答道：“大人您可许予其战后缴获的战利品，再多给其财宝丝绸。彼见有利可图，定不会放过此等机会，且突厥骑兵若助我军，我军攻城略地可得巨大助力。”
李渊缓缓起身，在议事厅来回踱步，良久方才停了脚步，向刘文静问道：“肇仁啊，我与突厥，一旦称臣，有此交集，恐后世对此会有非议。”
刘文静赶忙说道：“大人明鉴，史书之言皆后人论断。今您若为一时之名节，致霸业难成，此非大智。且鄙人以为，唐公您有圣德仁义，待大业告成，再徐图突厥以正华夏威名。”
李渊停下脚步，看着眼前众人急切的目光，说道：“罢了，权衡利弊，我今日便依你所言。但你需密切留意突厥动向，定不能让其有机可乘，扰我后方百姓。”
刘文静面露喜色，再次拱手道：“唐公圣明，我等必殚精竭虑，不负大人所托。”
李渊环顾四周，在座的幕僚以及儿子李世民皆无异议，众人对刘文静的建议和说辞颇为赞同，于是便决定采用这一策略。
紧接着，李渊便派遣刘文静即刻出使突厥，并让他携带一封求和信。这封信的内容彰显出李渊的智慧与策略，其目的在于通过示弱和利益诱惑来实现自身的目的。
李渊在信中称突厥可汗“主上”并以“启”字开头，以表自己低姿态的尊重对方，极尽显示主动示好，信中提出：“隋朝统治腐败不堪，隋炀帝杨广暴政荒淫无度，如果大汗愿意支持我李渊南下伐隋，并出兵支援唐军，不再侵扰百姓，我李渊将把所有战利品，譬如美女珍宝赠予突厥可汗。同时，如果突厥可汗愿意，我将会像隋文帝杨坚一样和大汗保持和亲关系，同时每年都愿意献上大量财物以示诚意”等内容。
刘文静携带信件出使突厥，暂且不提。
再说李渊，他起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翻隋炀帝的暴政，建立自己的王朝。此时面临着突厥的强大威胁和隋朝末年的混乱局面，只有选择与突厥求和则能成功避免腹背受敌的困境，如果突厥可汗同意出兵支援，那将是如虎生翼，势如利箭。
只是他的求和信中存在过于示好的行为，确实如李渊所料，被一些后世历史学家批评为“对其辉煌成就的一生蒙上了一层灰”，因为这种过度的示好，可能会让人质疑他的政治智慧和领袖形象。
但笔者认为，李渊此时主动降低身份向突厥可汗示好的行为，看似是一种无奈之举，但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大格局、大智慧和长远谋略。俗话说：“知行知止唯贤者，能屈能伸是丈夫”“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同时，他的这一行为也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古代政治和外交策略的珍贵案例。
刘文静前去突厥和谈之时，李渊派出打探李云智消息的人传回消息，称李文智被隋朝官员逮捕，而后被押解送往长安，最终被留守长安的阴世师杀害。
李渊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哀叹道：“玄霸自幼聪颖过人，然而天妒英才，年仅十六岁便因病离世，这或许是命中注定，非我等凡人所能挽回。智云却刚刚十四岁，他不仅擅长骑射，书法也颇有造诣。谁能料到，他竟遭官军逮捕，最终惨遭杀害。我的宏伟抱负尚未实现，却先得这西河之痛，这实在是让我悲痛欲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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