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元年（618）十二月二日，唐高祖李渊颁布诏令："以秦王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
在唐朝初年，封任李世民太尉之职具有重要政治意涵，此职务虽贵为三公之首，但在隋唐之际已渐成荣誉虚衔。皇帝李渊将此职授予次子世民，实为平衡宗室权力的政治安排。时太子李建成居东宫，齐王李元吉镇守太原，秦王李世民以军功显赫，授太尉既彰显其特殊地位，又未突破储君制度框架。
"陕东道大行台"的设置具有实质军事意义。按《唐六典》载，行台乃"总领方面"之制，陕东道辖境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及陕西东部，正是对抗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的前沿阵地。皇帝李渊此举实将洛阳方向的军事指挥权全权委于世民，次年东征洛阳之役已在此埋下伏笔。
"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的授权，使李世民获得跨区域的军事调度权。蒲州（今山西永济）控河东要冲，河北诸府指太行山以东军镇，这种跨黄河两岸的兵力整合，反映出李唐政权开始从割据状态转向统一战争的战略布局，也是唐朝皇帝李渊受到了上一章节我们所讲窦建德建立夏国政权开始疯狂扩张的刺激。
第二日，唐朝又得一件利好消息，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从宇文化及处前来归降唐朝。
曷娑那（又称阿史那·摸末）原为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驻中原的使节，隋炀帝大业年间留居长安。宇文化及弑炀帝后，挟持曷娑那北上，欲借其突厥背景谋求外援。然化及败于李密、窦建德之际，曷娑那审时度势，率部众两千余骑投唐。
李渊对曷娑那的安置颇具深意："赐号归义王，置其部落于河南之地"（《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将突厥部众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农耕区，既防范其与漠北突厥勾结，又可通过胡汉杂处增强军事力量。此举开创了唐代羁縻政策的早期实践。
唐朝封曷娑那可汗为归义王后，曷娑那可汗献上大珠，唐高祖李渊说：“珠子确实是宝物；但朕珍视的是你的赤诚之心，这珠子对我没什么用处。”最终将珠子归还给他。
当时，发生在十二月初的这两大事件看似孤立，实则具有深远的战略关联，共同构成了李唐政权在统一战争初期的关键布局。
首先在军政布局上起到了东西呼应。李世民的陕东道大行台设立与曷娑那可汗的归降，标志着李唐政权形成了“东线主攻、北线维稳”的战略态势。李世民在陕东道整合兵力，准备东征，而北境则通过招抚突厥势力稳定后方。这种战略协同为武德年间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李世民在陕东道“总揽兵权，调度诸军”，迅速形成了对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曷娑那的归降不仅削弱了宇文化及的势力，也为唐朝北境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讲，这又是胡汉融合的早期实践。曷娑那部众的安置地毗邻李世民的辖区，客观上为唐军提供了熟悉草原战术的骑兵力量。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记载，武德二年征讨吕崇茂时，已有“突厥骑五百人”参战。这种胡汉混编的军事模式在此后的征战中逐渐成为常态，不仅增强了唐军的战斗力，也为唐朝的民族融合政策提供了实践经验。
而且，这又是唐朝皇帝李渊将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层变动。通过此次任命，李世民实际掌控了唐朝三分之一的野战兵力。据《通典·兵典》统计，武德初年唐军总数约二十万，而李世民直接统辖的陕东道兵力达七万余。这种军权的集中化，不仅为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积累了雄厚的军事资本，也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制度伏笔。李世民的权力擢升，标志着关陇军事贵族的重新整合，同时也反映了李唐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深层变动。
这两件事对唐朝历史影响也非常深远。首先是加速了大唐王朝统一进程，陕东道军事体系的建立，使唐军在武德二年迅速展开对王世充的攻势。至武德四年虎牢关之战，李世民能调动“陕东道行台兵五万”（《旧唐书·太宗本纪》），正是此次建制改革的成果体现。这一军事布局的优化，极大地加速了唐朝的统一进程。
其次是再次重构了边疆秩序。曷娑那可汗的归降开启了唐朝“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武德二年，李渊又接受东突厥始毕可汗“市缯帛”的请求（《唐会要》卷九四），这种军事威慑与经济怀柔并用的策略，成为唐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通过招抚突厥势力，唐朝不仅稳定了北境，还为后来的边疆治理积累了经验。
最重要的是，还催生新型军政体系。陕东道行台的实践，为贞观年间的道制改革提供了原型。而李世民通过此平台培养的幕僚集团，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后来都成为贞观政权的核心班底。这一军政体系的创新，不仅为唐朝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贞观之治奠定了组织基础。
武德元年十二月的这两大事件，看似孤立，实则互为表里。李世民的权力擢升标志着关陇军事贵族的重新整合，而西突厥的归附则预示着新兴王朝对边疆秩序的重构。这种内外政策的协同推进，生动展现了初唐政权从割据集团向大一统王朝转型的历史进程。通过军政布局的优化、胡汉融合的实践以及权力结构的调整，李唐政权在武德年间逐步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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