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吏部需根据朝廷的需求和官员的特长、资历等因素，对官员进行调配任免。如果某个部门需要补充人员，吏部会从现有的官员中挑选合适的人选加入；如果某个官员不适合当前的职位，吏部有权将其调任其他职位或者免职。在人事调整过程中，尚书省的其他部门也会有一定的配合。例如，户部可能会提供官员俸禄、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信息，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官员的任职安排；兵部在涉及武官人事调整时，会与吏部协同工作，确保军事人员的调配合理。
虽然尚书省尤其是吏部在官员人事调整方面承担着大量的具体工作，但最终的决策权仍掌握在皇帝手中。吏部提出的人事调整方案，如官员的任免、晋升等建议，都需要呈递给皇帝审核批准。皇帝会根据自己的统治需求、对官员的了解以及政治局势等因素做出最终的决策。例如，在特殊时期，皇帝可能会越过吏部的常规选拔程序，直接任命他认为合适的人担任重要官职。
此外，唐初的门下省在官员人事调整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门下省负责对尚书省提出的官员人事调整方案进行审核，如果发现问题或者不合理之处，可以进行封驳。例如，如果门下省认为吏部推荐的某位官员存在品德问题或者不称职的情况，门下省可以驳回该任命建议，要求吏部重新审查。 几日后，经兼任尚书令的秦王李世民组织吏部人员考核研究，欲拟任李素立为雍州司户。司户的主要职责包括掌管辖区内的户口登记、人口统计、赋税征收、田赋管理以及民事纠纷调解等事务。例如，要对辖区内的每户人家进行详细的登记，记录家庭成员信息、财产状况等；根据人口和土地情况确定应征收的赋税数额，并负责具体的征收工作；在唐初的地方行政体系中，雍州司户处于基层管理的重要位置。
唐初的雍州位于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大致涵盖了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渭南市部分地区以及杨凌示范区等地。雍州是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位于雍州境内，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正如今日首都北京和河北省的关系。
雍州作为当时的重要地区，司户的工作对于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保障财政收入以及确保朝廷政令在基层的贯彻执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雍州为上州，其司户参军为从七品下官员。
李渊看过李世民拟任李素立为雍州司户的奏折后，此时便发挥了皇帝最终的决定权，他摇头道：“此职虽重要但不显清贵。”
李世民便组织吏部工作人员展开二次讨论，又拟任李素立为秘书郎。唐初秘书郎为正九品上阶官员，在唐代官品体系中处于较低的层级。但秘书郎的工作意义重大，因为皇家典籍的管理关系到文化传承、政治统治等多方面因素。一般由有学识、文才的人担任。由于工作内容与文化知识密切相关，胜任之人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素养。许多出身于科举士子或文学世家的人有机会担任此职，也是他们步入仕途的一个重要起点。
李渊听得李世民汇报后，仍不满意，说道：“此职虽清贵但不重要。”
最终，李素立被提拔为侍御史，成为朝廷重臣。侍御史仍是御史台正八品下官员，相当于当今纪检监察机构的副科级监察官。
李素立又是李义深的曾孙，李义深在北齐历任多个职位，在不同的地方和部门任职，其家族在隋唐之际颇有声望。因此，当时李素立的晋升也让朝中众人看到了李渊对于前朝旧臣家族和法度的重视。
提拔李素立后，皇帝李渊同时任命舞胡安比奴为散骑侍郎。这一决定在朝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安比奴是来自西域的胡人，擅长舞蹈，其表演深受李渊喜爱。
不久前，李渊在宴会上观赏了安比奴的舞蹈后，对其才华大为赞赏，随即下令任命他为散骑侍郎，位列五品官。散骑侍郎这一官职在隋朝时已设立，唐朝沿袭了隋朝的制度并有所发展。在唐初的政治架构中，它有着明确的职责和地位。
唐朝建立初期，需要构建一套完善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事务。散骑侍郎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朝廷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体现唐朝对传统官职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以彰显政权的正统性。散骑侍郎的主要职责之一是陪侍皇帝左右，随时准备回答皇帝提出的各种问题，为皇帝提供咨询和建议。他们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以便在皇帝决策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在朝廷的重要会议和决策过程中，散骑侍郎也有权参与讨论。他们可以就国家大事、政策制定等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与皇帝和其他官员共同商议决策。由于散骑侍郎多为有文化素养的官员，他们还承担着一些与文化和礼仪相关的事务。例如，参与宫廷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安排，协助制定和推行礼仪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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