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州白帝城的临江阁中，李瑗面对杨士林的使者，展开了一场精妙的政治表演。他先是当众将朱粲金印沉入长江，宣称"大唐疆域不容妖孽"，旋即却将朱雀灯置于中堂，感叹"南朝风华犹在眼前"。
《资治通鉴考异》中披露，当夜李瑗密令录事参军在灯座夹层发现杨士林手书：“愿为殿下守汉南，制萧梁（指萧铣”。这种双重姿态既向长安表忠，又暗中欲与唐朝构建地方联盟，以抑制萧铣割据势力。
此次投降实质是隋末地方势力重组的重要节点，即杨士林通过李瑗获得朝廷背书，李瑗则借机将势力延伸至汉水流域。
皇帝李渊接到杨士林的降书后，下诏任命杨士林为显州道行台。唐初的显州道行台是一个重要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主要负责管理显州（今河南省泌阳县北）及其周边地区的事务。显州道前身是后魏在比阳设置的东荆州，后来改为淮州；隋文帝时期改为显州，取其境内显望冈的名字命名。
杨士林接到封任之后，又任命田瓒为长史。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在此后三个月内连续颁布五道诏令，先是确认杨士林"显州道大总管"职位，又突然将田瓒擢升为光禄大夫，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段，暴露出李渊政权对蛮族军事集团的深刻忌惮。
当朱粲在菊潭啃食墓中枯骨时，他曾经的对手们已在构建新的权力图谱，而历史的绞索正悄然向这位食人魔王颈间收紧。
淮源之战后，朱粲主力尽失，仅率残部数千退守菊潭。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此时其控制区"户不满千，粮仅支旬日"，军队出现前面所讲"掘墓取骨为糜"的绝境。
此外，菊潭地处南阳盆地西缘，北有王世充势力，东为唐军控制区，西南则是萧铣的梁国。这种四面受敌的态势，迫使朱粲必须寻求政治庇护。
武德元年（619年）闰二月，朱粲正式向唐朝朝廷派出使者递交降书，宣布投降唐朝。
接到朱粲降书后，长安太极殿内上演了一场关乎帝国南疆的战略博弈。
唐朝皇帝李渊接到朱粲请降书时，其案头摆着两份截然相反的奏报。一份是杨士林进献的《淮源战图》，详述朱粲烹食陆从典全家的暴行；另一份则是秦王李世民的分析："粲虽禽兽，然据汉水要冲，可制萧铣"。
最终，政治利益压过了道德评判，唐朝不仅册封朱粲为楚王，更赋予其"承制拜假"的特权，既允许他自己设置官署属吏，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事务。
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册封背后，隐藏着初唐政权对南方局势的精明算计。显州道行台杨士林虽获朝廷正式任命，但其蛮族背景令关陇集团心存戒备。而朱粲流寇的本质也未得到唐朝朝廷的信任。
不久，唐朝皇帝李渊便派遣前任御史大夫段确出使到朱粲那里进行慰问，不过，段确实则是肩负着监控朱粲与制衡杨士林的双重使命。
当段确的马车驶向菊潭时，南阳盆地的血色晚霞中，新一轮的权力游戏已然拉开帷幕。至于后戏如何演绎，我们在后章将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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