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二年（619年）七月，正值隋末群雄割据的关键时期。唐朝朝廷接到军情战报，宋金刚率领兵马直扑浩州。
唐初的军事情报体系虽未形成后世高度专业化的独立部门，却已建立起军政双轨并行的系统性侦察制度。
作为兵部核心情报枢纽的职方司，隶属尚书省兵部四司之一，名义上主管地图绘制、城防修缮、镇戍布防与烽燧管理，实则承担战略情报汇总重任。
职方司作为兵部四司之一，在唐朝初建时期，其具体负责人因史料记载不详，目前难以确切断定。但从唐初职官体系及历史人物活动轨迹推测，此时期的职方郎中可能由杜如晦或温大雅等早期核心幕僚兼任。
职方司核心职能涵盖边境军事地图绘制，绘制周期为三年重制一次，着名的《山河险要图》便是由职方司负责绘制，图中不仅标注有险要地形，更以朱砂密记水源分布与行军路线；并系统统计有突厥、吐谷浑等藩属势力的兵力部署，形成了"；诸蕃兵马数"；机密档案。
同时职方司还负责制定全国统一的《烽式》预警规范，将烽火信号细分为十二等级，如"；寇不满五百，放一炬"；的量化标准。首任职方郎中杜如晦作为"；房谋杜断"；的核心智囊。相传唐太宗时，名相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两人同心济谋，传为美谈。
《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论》记述道：“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玄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意思是说，唐太宗与房玄龄商议国事时，房玄龄总能提出很多精妙的谋略，但到了决断的时候，往往需要杜如晦来做出最终判断 ，二人配合默契，共同辅佐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后来人们就用“房谋杜断”来形容一个人善于谋划，另一个人善于决断，也可用于称赞团队成员之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杜如晦初任职方司负责人时，亲自编纂《职方格》用来规范情报传递流程，要求各地驻军每旬通过加密牒文报送军情，这套制度使得朝廷能精准掌握"；自幽州至安西九千余里"；的边防动态。
在具体战役层面，行军总管设立的临时幕府构建起高效的情报中枢。行军司马作为战区情报总负责人，往往由主帅心腹担任。后来，在李世民征讨王世充期间，房玄龄便以行军司马身份统筹全局侦察。其麾下设有专业斥候营（探子营），每营编制三百精锐，配备三匹驿马轮换疾驰、司南车定向导航，更携带《阴符经》密码本进行情报加密。
尤其是深入敌后的"；捉生将"；（类似于今日在侦察营的特种兵）需通晓胡语风俗，曾创下单次行动擒获七名突厥斥候的纪录。这套体系不久便衍生出了严密的情报层级，游弈使统领百名骁果勇士昼夜巡探，外事探子（间谍）化身商旅长期潜伏，甚至需要掌握粟特语等西域方言；烽子值守烽燧须熟记十二种烽火信号，递铺卒背负"；急脚递"；木牌日行三百里传递军情。
同时，唐律为防止情报泄露，特别规定"；诈为商贾者杖八十"；，既保护己方间谍又防范敌方渗透。如武德四年虎牢关之战堪称唐初情报战的典范。当时李世民派遣斥候营伪装运粮队混入窦建德军营，侦察兵以墨笔素绢测绘布防，精确标注粮仓与马厩方位，这些绢图后来成为唐军突击路线的关键依据。
唐朝职方司档案显示，贞观年间累计更新边防地图173次，仅突厥部落迁徙记录就达两千余条，其情报网络之缜密可见一斑。这种军政协同的体系在实践中不断进化，斥候（探子）装备从初唐的规尺绢布，到盛唐发展为携带"；过天星"；测距仪与《西域图记》手册，其情报分析系统更是发展出"；以蕃制蕃"；策略，大量雇佣归附的突厥人担任"；译语人"；。
正是这套兼具战略统筹与战术灵活性的情报体系，为唐军实现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理想，最终支撑起"；天可汗"；时代的辽阔疆域，一统天下。
宋金刚率领兵马意图攻打浩州的消息，不仅传到了长安城，斥候探子也早已将此消息传递至浩州。
隋唐时期的浩州辖地在今日山西省汾阳市，位于山西省中部偏西，坐落在太原盆地西缘、吕梁山东麓。其地理位置独特，东、北部与文水县毗邻，东南方向与平遥县、介休市接壤，西南方向是孝义市，西边则和中阳县、离石区相连。
今日汾阳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初期就已建城，当时名为瓜衍县。战国时期，汾阳归属赵国。到了秦汉时期，这里被称为兹氏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汾阳历经了多次行政区划的变更。直至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汾阳正式撤县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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