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杨侑府中所有属官都由朝廷直接指派，杨侑本人没有自行任命僚属的权力（见《唐会要·诸王》相关记载）。
20世纪西安唐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在永昌坊西南角发现的大型宅院基址，出土了带有"；酅"；字铭文的鎏金门环（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证实了这里就是酅国公府所在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坊内还发现了地下通道遗迹，很可能是用于秘密监视的特殊设施。
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了杨侑作为前朝逊帝的真实处境。
此外，永昌坊的选址颇具深意。坊名"；永昌"；本身就带有政治安抚的意味，与王世充在洛阳杀害的杨侗形成鲜明对比。从空间布局来看，酅国公府与李渊居住的太极宫、李世民所在的秦王府（隆庆坊）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监视网络。这种精心的安排充分展现了唐初统治者对前朝皇族的"；柔性控制"；策略，既在保持表面尊崇的同时实施严密监控。当时，褪去龙袍的杨侑，实质上已成为一个高级政治囚徒，其居所规制和地理位置都体现了这一特殊身份的政治象征意义。
关于杨侑的死亡，《资治通鉴》仅以十七字带过：“八月丁酉，酅公薨，谥曰隋恭帝，以族子行基嗣。”
不过，目前后世流传的小隋恭帝死因存有三种死亡假说：自然病逝、政治谋杀、自杀身亡。
笔者认为，可信度最高的是自然病逝论，根据杨氏皇族人员生卒信息来看，确有短寿基因，其父杨昭二十三岁暴毙，《隋书·元德太子传》载其"；体素肥，因致劳疾"；。《北史·齐王传》记录他的伯父杨暕三十六岁被杀时已"；足不能行"；，而其祖父杨广四十九岁遇弑。再加上幽禁生活导致的营养不良和心理抑郁，足以让少年早夭，依据是唐代《医心方》引《病源论》记述："；郁结之气，伤人肝肺"；，这也符合囚禁致病特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降王多夭，非尽人力"；，后又有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着作《隋唐贵族研究》中统计：隋宗室降唐后平均寿命仅28.5岁。
从医学角度来看，《千金要方·卷十》明确记载，杨侑去世的八月正值夏秋之交，长安地区此时多发"；瘴疟"；，这为其突然病亡提供了病理学依据。就政治环境而言，武德二年八月唐朝正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李渊正与刘武周在柏壁展开决战（见《大唐创业起居注·补遗》）；另一方面，突厥始毕可汗新丧，唐朝需遣使吊唁。更重要的是，此时李渊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敏感时期制造事端，徒增政治风险，此时制造前朝逊帝死亡事件对李渊集团来说，实为弊大于利。
其次是“谋杀论”之说，后世有政治谋杀论的支持者则注意到，杨侑死后三个月，幽州总管罗艺突然起兵反唐；半年后，朔方梁师都打出了“为恭帝复仇”的旗号。这些巧合暗示着某种未及实施的复辟计划。但经笔者在编着本作时经史实核查，所谓的"；巧合"；之说中，罗艺反唐真实原因是因与李瑗争权（见《旧唐书·罗艺传》），而梁师都"；复仇"；旗号实为当年权利斗争中为杀掉他而扯上勾结突厥的借口（见《资治通鉴·卷188》）。从制度反证上讲，武德二年李渊尚未完全控制地方，弑杀降王将刺激各方势力（参考同年优待萧铣案例），唐代毒杀案例（如隐太子承乾）皆有明确史料记载，杨侑之死“谋杀论”案全无痕迹。
第三种便是“自杀说”，自杀疑云派从《全唐文》中找出线索，即杨行基袭爵后，曾上表请求将杨侑灵柩迁葬扬州，却被李世民以“恐惊炀帝陵”为由拒绝。这种反常的忌讳，是否在掩盖某种不名誉的死亡方式？经笔者查证确定，杨行基实为杨侑堂叔（非子嗣），其请求迁葬是为抬高自身政治地位，而李世民拒绝其“迁葬”的真实原因，则是扬州当时辅公祏叛乱未平（见《册府元龟·卷147》），不符合迁葬条件。再结合唐代自杀制度推断，按《唐律》规定，宗室自杀需报太常寺勘验（见《天圣令·丧葬令》残卷），若杨侑自缢，官方必然会谨慎记载而以避"；虐杀"；的嫌疑。
关于杨侑之死的三种假说论述，仅为笔者个人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与推测，并非定论。在此抛砖引玉，诚邀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共同探讨指正。
不过，关于杨侑之死，近年又有一种新的观点，既日本唐代医疗史学者小谷仲男提出“被忽视的第四种可能——医疗事故。”其提出的关键线索证据是唐武德二年太医署正重组，大量任用隋旧医官（见《唐六典·卷十四》注），敦煌医药卷子P.2882载："；前朝贵人，忌用附子"；，而附子正是当时治疗抑郁常用药。因此，小谷仲男提出了第四种可能，既是因用药不当导致小杨侑中毒性休克，官方为掩盖医疗过失而淡化此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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