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巫蛊证谋反"；的指控模式，早在汉代巫蛊之祸后就成为政治斗争中屡试不爽的手段。高祖李渊接到密报后，立即意识到可以借此铲除这个桀骜不驯的功臣，于是迅速下令将刘文静收押审讯。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失宠侍妾的怨愤，一场本为祈福的家族仪式，最终竟成为开国功臣身死族灭的导火索。这既反映了唐代初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也展现了在那个巫术与政治交织的年代，个人命运如何被一些看似微小的偶然事件所改变。而刘文静案更成为唐代"；以巫蛊罪人"；政治模式的先声，为后来武则天时期大兴巫蛊之狱埋下了伏笔。
刘文静被收押大理寺后，高祖李渊将他的案件交由司法部门审讯，并派裴寂、萧瑀查问案情。
当裴寂与萧瑀踏入大理寺监牢时，刘文静蓬头跣足却目光如炬辩解道："；昔者吾为军司马，彼为行军长史，俱食五品禄。今裴寂甲第连云，吾母犹居漏屋，此非薄待功臣耶？"；
他说的话意思是当初起兵时，我刘文静任司马，与裴寂的长史职位相当。如今裴寂官居仆射，住着豪华宅第；而朝廷对我的封赐与众人无异。我刘文静为了朝廷东征西讨时，老母亲留在京城连风雨都无处遮蔽，我确实心怀不满，但只是酒醉口出怨言，实在不敢谋反。"；
萧瑀将刘文静的话在朝堂上向皇帝李渊汇报后，刘文静的这番控诉在太极殿瞬间激起千层浪。
高祖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分明是想要造反？"；
李纲、萧瑀等老臣深知其中委屈，都证明刘文静并无反意。秦王李世民更以储君之尊泣血陈情，追述晋阳密室定策的往事，极力求情道：“当年在晋阳，是刘文静首先制定起兵大计才告知裴寂，攻克京城后待遇悬殊，刘文静有怨言确有其事，但绝不敢谋反。”
然而高祖抚案沉吟之际，裴寂轻飘飘一句"；刘文静才略过人但性情暴戾，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成后患"；便如利刃般斩断所有转圜余地。
这位开国皇帝听后，眼底忽又闪过当年还是太原宫监的裴寂进献美人的往事，想起裴寂总能适时奉上醇酒佳酿的体贴，最终在忠奸之辩的天平上，私谊压过了公道。
《资治通鉴》对此事件记载：“高祖素来宠信裴寂，犹豫多时，最终采纳了裴寂的意见。”
九月十日，唐朝朝廷下令将刘文静与其弟刘文起以谋反罪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
秋风中的刑场，刘文静仰观雁阵南飞，突然放声大笑。这笑声里既有对功业成空的嘲弄，亦暗含对帝王心术的彻悟，新朝需要的不再是桀骜的猛士，而是温顺的臣仆。当刀光闪过，不仅斩落两颗头颅，更斩断了太原元从集团最后的脊梁。
裴寂在府中闻讯独饮至夜半，酒盏中倒映的，是自己日渐松弛的面庞。但他当时不知道是否考虑到，经此一案，虽除却政敌，却也亲手将自己逼向了秦王势力的对立面，更在史册留下妒贤之名。
而深宫中的唐朝皇帝李渊，在处决诏书上朱批时，笔锋不自觉地颤抖，他比谁都清楚，这场"；谋反案"；实为权力平衡的祭品，只是皇权铁幕之下，真相永远不及稳定重要。
在唐初武德年间的政治生态中，大臣被控谋反或重大犯罪的处置程序呈现出皇权高度主导与多部门形式制衡的鲜明特征。
这一整套从告发到执行的流程，表面遵循律令规章，实则处处渗透着权力博弈的痕迹。任何一位身居高位的朝臣都可能在一夜之间从庙堂跌落囹圄，其命运往往不取决于罪证确凿与否，而深植于错综复杂的政治根系之中。
当针对大臣的指控浮出水面时，帝国机器便沿着既定轨道开始运转。密告者可通过多种渠道发起攻击，或是向御史台投递密封的牒状，或是唆使家奴拦御驾喊冤，甚至如刘文静案中那般，由失宠侍妾的兄长作为白手套出面举发。
这些告发行为往往带有精心设计的政治意图，如刘文静侍妾之兄出面的指控，能够避免直接暴露幕后主使，而风闻奏事的制度漏洞更让诬告者有机可乘。
一旦案情上达朝廷，涉事大臣即刻面临身份剧变。御史台的缇骑会手持敕书闯入府邸，将昨日还紫袍玉带的显贵大臣押往大理寺狱。在特殊时期，皇帝还可能启用如后来武则天设置的丽景门狱这类特别监狱，以隔绝外界干预。
案件进入审讯阶段后，表面上的司法公正与实质上的政治操弄形成微妙平衡。大理寺官员会煞有介事地运用"；五听之法"；，从犯人的只言片语中寻找破绽。
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五听之法"；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周礼·秋官》的记载，并在唐代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审讯技术。这套方法通过细致观察被审者的言行举止来辨别供词真伪，展现了古人独特的司法智慧。其核心在于五个方面的观察技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心理分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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