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民间遂有童谣传唱："毗陵殿上梁字旗，城门鼓响骨成蹊"。
当沈法兴在运河码头检阅新造的五牙战舰时，他不会想到，这些刻着"光复梁业"的巨舰，三年后将成为李子通水军的战利品；更不会预见，自己苦心摹写的梁朝典章，终将被唐初史官记作"沐猴而冠"的乱世闹剧。此刻的毗陵城头，残存的隋炀帝龙舟锦帆正在烈焰中化为灰烬，而大运河的波涛依旧默默流向北方，那里，李唐的大军已悄然陈兵淮水之滨。
当时，沈法兴的“梁国”势力周边尚有三股较大的割据势力，占据历阳（今安徽和县）的杜伏威，控制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陈棱，盘踞海陵（今江苏泰州）的李子通，三方势力都意图与沈法兴争夺江南地区。
杜伏威出身章丘盐户的草莽枭雄，自大业九年（613年）起兵，七年间以历阳（今安徽和县）为根基，将势力扩张至淮南全境。其麾下"江淮轻骑"以机动作战闻名，《旧唐书》载其"常选敢死士五千人，号'上募'，厚廪之，每战令先登"。控制区北扼濡须口（今芜湖裕溪河），南控横江津渡，战船可朝发夕至建康（今南京）。武德二年（619年）时拥兵十万，粮草积于巢湖姥山岛，正虎视江东粮仓。
陈棱作为隋炀帝旧部，这位江都留守在宇文化及弑君后，凭借扬州府库"积粟百万斛"的资源苦苦支撑。其管控的三万"骁果军"多为原御林军精锐，铠甲鲜明却士气低迷。他的控制区以江都为核心，沿邗沟水陆布防，但北面受窦建德威胁，西面遭杜伏威挤压，形成了唯赖广陵城（扬州）"三重罗城，皆临漕渠"的坚固城防固守。
李子通原为左才相部将，占据海陵（泰州）后募得盐丁、渔民数万众，组建"海鹘水师"，其战船"舷低棹捷，善突风浪"。凭借水师优势，他在武德二年春夺取了通州（南通），控制着长江口盐场，月获盐利可铸钱三十万贯。其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意图先取江都漕运枢纽，再溯江西进图建康。据传载，其军中有"丹阳匠户三千，昼夜督造五牙战舰"。
三方势力在当时形成微妙制衡，杜伏威的轻骑在江北平原所向披靡，却苦无舟师难以渡江；陈棱困守孤城，寄望于隋朝旧制余威；李子通则效仿孙权故事，在长江入海口打造"铁锁横江"防线。这场围绕漕运命脉的博弈初见倪端。
正值沈法兴僭称梁王之际，因其统治暴虐，其军势却显颓态。《旧唐书·沈法兴传》明载："军旅屡挫，士心离散"，他的军队在与各方交战中屡遭挫败。
恰逢李子通举兵围困陈棱于江都。此时恰逢李子通率军将陈棱围困在江都，陈棱被迫派出人质向沈法兴和杜伏威求援，此举乃隋末军阀间典型的质押求援方式。
隋唐之际的质押求援制度，实为乱世中维系脆弱同盟的特殊纽带。这种制度的源头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周郑交质"，历经战国"质子为信"的演变，至隋末乱世形成独特范式。
当陈棱在武德二年被李子通围困江都时，其送质求援之举正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体现，据《旧唐书·陈棱传》考证，他选择早逝兄长之子陈宪为质，正因隋末军阀普遍遵循"亲子或胞弟为质"的规格，如王世充曾"遣兄子王道询为质于李密"（见《隋书·李密传》）。
这种盟誓仪式的细节在《江南野史》中得以重现，江淮平原的秋风掠过两军交界的祭坛，沈法兴与杜伏威的使者各执半块鎏金虎符，陈宪赤足披发跪诵"若背盟，身膏斧钺"的誓词。随着载明"克城之日以漕运盐利相酬"的绢书在禹王鼎中化为青烟，一场关乎江淮命运的军事博弈就此展开。
但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揭示了人质监管的残酷现实，陈宪被幽禁在联军大营十里外的别帐，每日辰时需在营门示众，刀戟始终架在其颈间。
这种源于古典信义精神的制度，在隋末产生了惊人异化。窦建德曾同时向宇文化及、罗艺送出质子，李渊起兵时甚至以平阳公主为质结好突厥。更甚者，“杀人魔”朱粲曾利用假质子诱杀援军，将古老的信义彻底异化为阴谋工具。
在此背景下，沈纶与杜伏威联军"屯而不战"的诡异局面便不难理解，《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指出，双方在质押文书中的盐漕利益分配早已埋下祸根。
然而，质押制度的影响远及盛唐，到了神龙三年（707年）尚有唐蕃"质子入卫"的记载：天宝年间安禄山通过"蕃将质子"掌控边军的策略，乃至敦煌文献中的“武周时期质典契约”，无不折射着这项制度的深远遗痕。
这种质典契约虽存有弊端，但在古代各方势力混战的年代，却成为当时乐此不疲的政治外交游戏。当陈棱的侄子陈宪到达“梁国”后，沈法兴遂依盟约派遣他的儿子沈纶领数万兵马，与杜伏威和军一处形成联军，前去救援陈棱。由此形成了江淮两大势力罕见的军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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