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突厥始毕可汗已于武德二年（619年）病逝，继位的处罗可汗看到李唐政权日渐强大，为向唐朝示好，竟派骑兵截击宋金刚。《旧唐书》载“金刚领百余骑遁往上谷，突厥追而斩之”，其腰斩酷刑实为突厥向李唐递交的投名状。
宋金刚残部抵达白狼塞（今右玉杀虎口），距上谷仅三百里。忽见尘烟蔽日，突厥左厢察阿史那思摩率三千轻骑截断去路。
突厥骑兵如旋风般冲向宋金刚等人，宋金刚的残部顿时大乱。他们试图组织抵抗，但在突厥骑兵的猛烈攻击下，很快便土崩瓦解。宋金刚见大势已去，试图独自突围，但最终还是被突厥人追上。
宋金刚怒目圆睁：“始毕可汗昔赐某金狼头符，尔等安敢背盟！”
阿史那思摩扬鞭冷笑：“可汗有令，今以汝首级换唐绢五万匹！杀！”
血战半日，宋金刚身中六箭，终被突厥捆缚。处罗可汗大帐中，谋臣赵德言进言：“昔刘武周称‘定杨可汗’，实为突厥之患。今腰斩此獠，既可示好李唐，又能震慑梁师都等附庸。”
处罗可汗挥刀断案：“依赵先生计！将宋贼押往定襄行刑，首级涂蜜防腐，速送长安！”
说罢，突厥士兵一拥而上，将宋金刚捆绑起来。突厥可汗为了向唐朝示好，下令将宋金刚腰斩处死，他的野心和欲望，都在这一刻化为泡影。
《旧唐书》载行刑细节：“金刚临刑，瞋目叱突厥：‘某纵横河北时，尔等酋长皆匍匐献马！’刽子手以生牛皮索勒其腰，斧斫十二下方断。”
此举既向李唐彰显归附诚意，亦震慑草原诸部。《旧唐书》特别记载“金刚骁勇，突厥忌之，故用极刑”，揭示突厥对这位曾纵横河东的枭雄之忌惮。时年三十七岁的枭雄，最终成为草原与中原博弈的祭品，落得腰斩酷刑。
由此可见，突厥始毕可汗的去世，成为突厥对中原政策转向的关键节点。继位的处罗可汗在谋臣赵德言辅佐下，一改前任“全面制衡中原”的战略，转而推行“扶弱抑强”的新政。
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突厥王庭决议终止对刘武周、梁师都等强势附庸的全力支持，转而通过诛杀宋金刚向唐朝释放缓和信号，以此换取边境互市特权。这种政策调整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地缘算计，因宋金刚控制的河东地区（今山西）毗邻突厥核心牧场，其势力扩张已威胁到突厥对代北的控制。
《资治通鉴》中处罗可汗与赵德言的对话揭示赤裸现实：“留金刚，则河东为唐、突缓冲；杀金刚，可得唐绢十万”。当军事价值与商贸利益摆在秤杆两端时，牺牲附庸将领便成为草原帝国的最优解。
刘武周集团的命运，恰是依附性政权的典型缩影。尽管顶着突厥册封的“定杨可汗”头衔，但这个政权的军事命脉始终掌握在草原霸主手中。其最终结局，亦揭露其脆弱性，史载刘武周部“每得突厥赠马，必以部族子弟为质”，这种畸形依赖在宋金刚柏壁战败后显露无遗。
当突厥切断后勤支援，刘武周残部很快陷入“食树皮、煮铠革”的绝境。更致命的是，突厥始终将这些中原附庸视为消耗唐朝的“矛头”，正如“汉地豪杰如猎犬，失利则烹”的比喻，道破了游牧政权实用主义外交的本质。阿史那思摩在白狼塞截杀宋金刚时，三千突厥轻骑的弯刀不仅斩断了败将的生机，更斩碎了所有附庸势力对“草原友谊”的幻想。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唐朝展现出高超的战略智慧。李世民在军事层面派遣玄甲军持续追击，将宋金刚残部逼入突厥控制区；外交层面则通过鸿胪寺向突厥承诺“岁赐增绢五万匹，开朔州互市”，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彻底动摇了突厥的立场。
在处罗可汗继位当月，唐使长孙顺德便携“金五百斤、蜀锦千匹”赴突厥王庭游说，成功将宋金刚列为政治交易的筹码。当突厥骑兵的箭雨射向曾经的盟友时，实质是唐朝情报战、外交战、心理战的多重胜利。
历史的镜鉴在此事件中显得尤为清晰。当年刘武周集团60%的战马、40%的铠甲依赖突厥供给，这种经济命脉的受制于人，注定其难以摆脱傀儡命运。刑场上宋金刚“某乃汉家子，岂真胡奴耶”的怒吼，暴露出附庸势力在文化认同上的撕裂，他们既无法真正融入草原体系，又被中原视为叛臣逆贼。
这种双重困境恰恰被突厥统治者利用，即通过周期性消灭失去价值的代理人，游牧帝国得以不断重塑中原的权力平衡，维持对缓冲地带的控制。《通典·边防典》载处罗可汗“罢刘武周部，转贿梁师都”印证了突厥在当时调整代理人的史实。
当宋金刚的鲜血渗入白狼塞的黄土时，太史公“匈奴……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论断得到了最冷峻的诠释。而历史的回响始终警示后人：在文明碰撞的夹缝中，失去自主性的依附者终将成为权力天平上最先坠落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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